作者：余光中

我來中山大學任教，迄今竟已二十五年：一世紀四分之一的悠長歲月，已接近我生命的三分之一。因此我定居高雄的時間，也超過世界任何城市。在此期間，我一直在中山專任，從未外出兼課，更不接受外校的聘職，百分之百成了「中山人」。留住我的這一股向心力，論自然則為西子灣的山海，論人事則為中山大學的師生，尤其是創校的首任校長李煥先生。

溫馨的回憶得追溯到1984年：當時我還在中文大學任教，香港要歸還中國，已成定局，所以精英人才多有外遷美加澳紐之計。中山外文系的李永平教授遂提醒黃碧端主任：不妨乘機試邀原本就是由台遷港的我回來。黃主任又將此意向李校長提出。因此那年年初我回台為新聞局頒贈金鼎獎，住在來來飯店，錫公便親自駕臨來來和我共進早餐，並邀我來中山任教。

「來來」果然是吉兆。錫公的語氣誠懇而又親切，湖北口音入我慣聽川語之耳，更是如此。論年紀他當然是前輩，論見識當然閱歷更豐。當時我內人也在座，他更向她再三致意，力陳離港回台的好處，這就更有西方紳士之風了。難怪中山建校之初，海外那許多青年才俊都應他之召紛紛來歸，來西子灣報到。結果是，早餐尚未吃完，我就答應他了。

卻未料到，第二年我們遷來西子灣，灣主錫公卻接下教育部長的新職，去了台北。中山校長由趙金祁教授繼任，同時也繼承錫公美意，對我相當禮遇。就這麼，在壽山的朝暾和海峽的晚霞之間，我留了下來，再回顧已然白盡了頭。錫公政躬太忙，除了1990年他在國家文藝獎的頒贈典禮上，親手把獎座頒給我之外，見面機會可惜不多。

二十五年來，我之所以長守西子灣頭，連退休之後仍留校兼課不輟，並題遍以中山為名的紀念品，例如運動衫、茶杯、鉛筆、雨傘，主要的原因就是對錫公當年鄭重相邀的感念。他功成身退，長壽以終，而手創的中山大學，在後繼的歷任校長接力之下，也日益成長，且已慶三十周歲，留下如此的去思，應無遺憾；但國喪大老，我失知音，仍令人臨風北望，不勝神傷。

2011-01-03╱中華日報╱0╱羊憶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