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散文家系列》相繼推出林文月、董橋、蔣勳、楊照、余光中、張曉風等十二家的「精選集」，每部三百二十頁左右、由九歌出版社出版，我有幸也被列入其中。按照編者的要求，必須在集子的前邊寫一則三百字左右的〈我的散文觀〉，給散文作個定義，於是，我遵命寫下一段：

散文作為文學的一大門類，大體上可分為敘事性散文、論說性散文與抒情性散文三種。敘事性散文向長度伸延，就派生出報告文學。如果敘事過於曲折，便向小說靠近，但它不是小說，因為它不許虛構，寫的一定是實人實事。論說性散文派生出雜文，寫長了便向論文靠近，但它一定不是學術論文，因為論文訴諸邏輯，而雜文等論說性散文筆端則帶情感。兩者都有思想，但前者是純理性的思辯，後者則是帶有生命血液的詩意的思索。抒情性散文倘若寫得抽象、濃縮、詩化一些，就變成散文詩。散文和詩相比，詩更多地使用曲筆，即更多地使用隱喻、象徵、比興、通感等手段，而散文則喜歡用直筆，即直接把作家自身的人格精神、生命感悟及社會歷史見識直接地表達出來，因此，散文可稱為主體人格和生命感悟的文學存在形式。

如果不是三百字的篇幅限制，我還想說，散文有兩種不同的走向：一種是外向性散文，側重於抒寫歷史、時代、社會、人生世相等「客體」；一種是內向性散文，側重於抒寫作者「主體」內心的神遊與雲遊。我屬於後者。上一世紀九○年代傑出散文家余秋雨則屬於前者。但他的無法抹煞的成就，不僅是精彩地描摹客體，而且還用主體的光芒去燭照客體，並對客體提出詩意的叩問，從而使文氣充沛，文筆酣暢，並擴展了中國當代散文的視野與境界。我很欣賞這一散文奇觀，倒不欣賞對著這一奇觀嘰嘰喳喳、說三道四、甚至跑到「青年余秋雨」身上去尋找「小疵痺」的評論者。覺得他們不僅見識有問題，而且人格也有問題。歌德的人格定義告訴我們：凡不知尊重同行卓越者的人，其人格一定卑劣。我從攻擊余秋雨的戰陣中看到許多被「評論」包裹著的心思並不高尚。魯迅曾發現中國人不為失敗者（運動場上跑在最後的人）鼓掌，如今我們又發現：中國人也不為成功者鼓掌，而且總是處心積慮地想把成功者踩在腳下。這種民族劣根性如此頑固，如此成熟，真是令人驚嘆。

八○年代，我因提出「文學主體性」理論，被層層圍剿過，所以對余秋雨收到那麼多的熱槍與冷箭，並不奇怪。一九八九年，因為在天安門廣場發出一聲「救救孩子」的呼籲，不僅被迫流亡，我的散文也跟著遭殃。呼籲之前，除了頭上掛滿各種桂冠名號之外，散文也很幸運，獎勵，播送，賞評，優選，進入教科書，熙熙攘攘。呼籲之後，儘管我的寫作更加用功，散文的精神內涵和技巧均有長進，僅《漂流手記》系列就出版了七部（包括《閱讀美國》），但在大陸卻被抹殺得乾乾淨淨。所有的文學刊物、散文選集、評論文章沒有一處敢安放我的名字。唯一例外的是三年前謝冕主編的《百年文學經典》，硬是把拙作〈讀滄海〉選入其中。謝冕是大陸最出色的詩歌評論家，天性又格外正直，才能闖出這一奇蹟。今年又有喻大翔的評論，也令我驚訝。大陸文學批評界向來跟隨「形勢」浮沉，追波逐流，沒有自身的尊嚴，所言所論也往往不可信，所以我並不在乎他們的「活埋」。於大陸的禁行中，幸而有香港和台灣的朋友在，我所以不會完全被剿滅，全仰仗於他們的真實友情與文學良心。此時我講這些「情況」，只是想告知讀者，在今天中國的具體語境下，我的散文能進入「新世紀散文家系列」，並不容易。也想說明，在方塊字評論世界裡，還有正直、真切的審美眼睛在，不必悲觀。為此，我要感謝主編，竟有眼光看到一種飄泊無定的生命的孤本，並讓它進入他的新世紀的散文家合眾國。存在形式。

如果不是三百字的篇幅限制，我還想說，散文有兩種不同的走向：一種是外向性散文，側重於抒寫歷史、時代、社會、人生

2002-11-15╱聯合報╱第39版╱聯合副刊╱劉再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