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邀成為筆會的會員是在七十年代的事情，其後我雖然常常參加不定期的會議，也代表中華民國筆會出席過國際筆會宣讀論文，甚至也當選過筆會的監事一職，但說實在的，我始終覺得自己只是一個筆會的邊緣人，與筆會的關係勿寧是經由和一些朋友的情誼而建立起來的。

記得當年參加各種不定期的會議，每次按照開會通知上印出的地圖，雇一輛計程車在曲曲折折的台北市東區行駛，往往是迷路，不得不下車自己找地址。那個會址是由當時的副會長殷張蘭熙女士以象徵性的房租供筆會使用，在敦化南路的一個巷弄裡，完全是尋常住宅的形式。理事和監事的人數不多，會議便在那個住宅的客廳與餐廳打通的較大空間舉行，而茶水甚至有時還有一些甜點，則在廚房中調理。Nancy和秘書忙著招呼，完全是居家女主人的樣子，有時候我們到得早，也會主動去幫忙，通常都是林海音、羅蘭、齊邦媛和我；反正理監事也都是很熟的朋友，彭歌、王藍、侯健、姚一葦、朱立民、余光中及朱炎諸位。

開會其實有些像朋友聚◆，除了特定的議題以外，亦時有題外插曲，乃至相關或不相關的談話加入。余光中慢條斯理講笑話，引眾人捧腹，而他自己經常是鏡片後的眼神定定冷靜。侯健最喜歡引經據典，使得那一口濃重山東腔的國語更令人難懂。林海音爽脆的京片子，每常飛越眾聲之上，搶入人耳中。就那樣子，亦公亦私兼理兼趣，開會不但未流於形式化，平日忙於各自的寫作教書的朋友，反倒像得藉以相聚，互相報知近況，頗為溫馨喜樂。

我個人則又由於參與筆會而和Nancy殷、林海音及齊邦媛有了更深一層的交誼。已記不清楚自何時開始，我們四個人每隔一段時間會輪流做東聚◆。當時，Nancy任筆會會長，海音主持純文學出版社，邦媛和我在大學教書，而我們都是家庭主婦，平日公私事務十分繁忙，忙中偷閒，利用中午的時間，找一個地點適中的地方相聚，有一種調劑緊張情緒鬆弛生活步調的感覺。

我們喜歡找整潔舒暢的西餐廳或咖啡館相聚。台北市有許多美膳食的中菜館，但多數人聲沸騰雜音擾耳，見面的目的其實是為談◆，飲食之事雖也需要講究，畢竟不是首要的考慮。通常我們會選擇仁愛路或中山北路一帶的餐館。這兩條街的共同特色是饒富綠意，能夠從寬敞的玻璃窗俯瞰林木扶疏，與知己暢談，是人生一大快樂。

快樂是在談話的內容。四個女性會晤，言談從未涉及人事是非，總是圍繞著文學、翻譯或出版的問題。談自己手邊正進行的工作或下一步的計畫，彼此關心、安慰或參與意見；感覺時間過得快速而充實。

當時Nancy正主編《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關於選文的對象、譯者的考慮，甚至於翻譯上所遭遇的遣詞用字諸事，往往令她寢食難安。焦慮需有處發洩，問題需有人商榷，其餘三人便成為當然的傾耳聆聽者，集思廣益提意見者。有時候，赴約之前印刷廠送來的校樣，她順便帶出，說著談著，就從袋子裡掏出紙張攤放在桌面，大家熱心討論起來，害送咖啡的侍者找不到空間安置杯盤。

又有一段時期，Nancy與邦媛為了英譯海音的《城南舊事》，有討論不完的問題。她們二人互相之間已經通過無數次電話商量，四人見面，話題仍難免會轉回到當時所最關切的事情，於是，徵詢原作者海音的感覺和局外人我的看法。每個人都暢所欲言，美好的膳飲遂伴同文字斟酌或韻味考量而變得更豐富起來。陶潛詩所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蓋即是指那樣的景況吧。而那樣的景況，最不容易察覺時間的流逝。我們的餐桌往往是餐廳最後散去的一桌。鄰座甚至更遠處的座位都已空，餐廳的燈光不知何時已變得黯淡，侍者禮貌但有些掩不住不耐地徘徊在周遭，令我們不得不付賬離席。付賬時偶爾也會有些爭執發生，尤其我們之間有人得了額外的收入時。譬如邦媛說：「今天我來付賬，出門時收到一張稿費的支票呢。我是闊人。」我說：「我比你更闊。這皮包裡有一張新書的版稅。」我們當場出示支票。海音則爽快地主持公道：「好，今天你們都很闊。錢數多的人付賬好了。下回我們純文學賣書賺錢多了，你們誰也別跟我搶！」Nancy在一旁咪咪地笑著，那一雙似泛著藍灰色氛圍的眸子笑瞇起來時，竟有少女一般可愛的表情。

其實，聚敘也未必每次都選擇在外邊的餐飲店，而在家中的便餐接待，顯得更親切溫馨。海音住在敦化南路時期常有較大規模的文人邀宴，是許多人都津津樂道而難忘的。搬到光復南路之後，一方面房屋較小，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年事漸高，她說：「我現在做不動了。」但海音有時會為我們下廚燒幾道清淡可口的小菜。男主人何凡負責沏茶端果點。他幽默的口吻和更廣闊的話題，則是我們十分樂意傾耳的。席間偶爾也見到琦君、潘人木或羅蘭。

我也曾經在家裡邀宴過她們，時間就不必限制在中午。有時也同時約請我們共同認識的人，例如有一回我趁楊牧回台灣客座於台大時邀約了他。除了海音、Nancy和邦媛三人之外，又有臺先生和胡耀恆在座。那晚的宴會，飲食歡談至夜闌猶不忍離散，令人懷念。

Nancy主編The Chinese Pen很長一段時間，她衷心喜愛這份工作，也敬重其事。這個季刊依春夏秋冬面世，往往是趕出了一期，又得為下一期籌謀，永遠與時間競走，壓力不小，好友的支持可能是她奮鬥下去的一部分原動力，尤其邦媛助她最力。一九八五年邦媛遭遇飛來橫禍，在家附近散步時被一輛摩托車撞倒，腿骨折斷。幸而手術後無大礙，出院在家療養時我去探望。她坐在輪椅上，受傷的一隻腿上了石膏，直直地擱放著，手頭猶不停地翻弄著書籍和一些英文的譯稿。「怎麼這個時候還這樣辛苦的啊。」我的不忍之情竟變成了稍帶責備的語氣。「閒著沒事嘛。又不必動用腿。」堅強、勤奮、熱心，盡在一句幽默的話裡。

其後，由於健康原因，Nancy卸去了筆會主編之職。她盡心盡力為這份刊物服務了二十年。筆會為她舉辦了一個規模雖不大卻十分溫馨的紀念會。她在接受大會贈與的紀念品時的致謝辭充滿了閒話家常式的親切口吻，令人印象深刻；而筆會之於Nancy，大概也真的有如自己的家庭吧。我記得有好幾次國際友人來台訪問，Nancy都會在她的家宴請貴賓與大家見面，她有一個大型的宴客廳，是為招待眾多客人而設置的；我甚至記得興致好時，她會彈奏電子琴自娛娛人。那種氣氛總是超越公事的刻板接待，使異地朋輩感覺賓至如歸。其實，由於Nancy多次參加過世界各地的筆會以及其事務性大小會議，所以她與多位國際筆會人士十分熟稔。又由於這種特殊情分，她也往往說服並化解過中華民國筆會在日趨詭譎多變的國際形勢中所遭遇的困境。

Nancy卸去的《筆會季刊》主編重責，於公於私都順理成章地落在邦媛的肩上。其實，在尚未正式接受這個任務以前，她早已經因為友誼的關係而為Nancy分擔了一些精神上或實質上的顧慮安排，所以一切都應該相當熟悉的；何況她已自任教多年的台灣大學退休，有較多可以自由掌控的時間。儘管如此，邦媛仍不免於些許躊躇憂慮。我已不記得自己當初有沒有明言支持，但在內心裡始終以為這一份情誼即使沒有形諸語言，她也可以感覺到，正如同過去她對待Nancy一般。友誼是不必藉助語言的。

卸下筆會的任務後，Nancy在家人安排下離開台北，移居美國加州靜心療養。而中華民國筆會也將敦化南路的房屋交還殷家，另於溫州街租賃一處為筆會新址。溫州街距離邦媛的家不算遠，天氣晴朗時甚至是散步的合適距離。一九九二年主編的棒子由Nancy手中遞與邦媛以後，溫州街巷弄中晨昏常見邦媛來往踱步，彷彿台大外文系的研究室更移近了她的家。我見她摩挲著辦公桌上堆積的公文和校樣，又生疏但熱心地操作著新型的影印機，明白那些所意味的是她生活，或者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

是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感興趣的一部分，所以過去十多年來，我們四個女性相聚在一起的話題才會那樣子圍繞著文學，似單調而豐饒，彷彿重複實則鮮活地談論不已。自Nancy移居美國以後，邦媛和我見面談話的內容自然就會多一些與季刊相關之事。一本一百數十頁的文學刊物，讀者理所當然地翻閱，間或被一篇文章所感動，或思索斟酌譯筆妥與否等較瑣細的問題。但是當實際參與編輯，或者只是做為編輯的旁觀者，乃始深深體會其中辛勞之真象。邦媛和我時常在和平東路溫州街口的一家咖啡館「法哥里昂」相約，那裡明亮舒適，且位於兩家幾乎相等距離的地點，步行可至，免去交通煩擾。我們總是挑一個靠玻璃窗的位置坐。有時我去早了，侍者會主動笑說：「齊教援還沒有到。」一類親切的話。「法哥里昂」因其地理位置，我們坐在裡面，往往會看到同事或熟悉及不熟悉的藝文界人士走過窗前的騎樓下。一次，梅新經過看見我們，好奇地駐足，繼而推門進來說：「很想知道兩位在這兒談的是甚麼？」小小的桌面上，咖啡杯被推到邊緣，正重疊攤放著一些抽象畫的印刷樣本。我正為邦媛選取季刊封面所用的圖片。

一九九七年的夏季，正值《筆會季刊》第一百期，邦媛吩咐我鄭重設計封面，令我倍感心理壓力。苦思多時，我想出選取前此所用過的一些封面群組合為底，而上方以紅色與金色配合之桂冠及字體標出喜慶意味的圖文。看到印刷廠送來的校樣與構思相當吻合，自是十分欣慰。邦媛開玩笑地問我：「那麼，怎麼命題呢？」我也玩笑地反問：「設計封面，還得想題目嗎？」「當然啦，幫忙要幫到底。」理所當然的語氣，其實是對友誼完全信任的表示吧？來回思索的結果，我想出了一個題目：One Hundred Steps，意味著《筆會季刊》一步一足印辛勤走過來的一百期。而中文的翻譯則是：「回首迢遞」，代表著二十五年沒有虛擲的時光與努力，一點一滴似遙遠實可把握。

那一期的季刊出版，對於我們兩個人都有特別的意義。記得印刷廠甫將新印製的書送了兩本給主編，邦媛就迫不及待地雇車到我家，將其中一本給了我。兩個人興奮地翻前翻後，看看封面，又讀讀序言，感覺那種新出爐的暖烘烘爬上心頭。那時我才明白她常常說的：「看到新出的刊物，興奮得不得了，晚上在床上看看摸摸，放在枕頭邊伴夢。」那一夜，我的枕邊也多了一本第一百期的「回首迢遞」。　

（上）

@本第一百期的

2002-11-28╱聯合報╱第39版╱聯合副刊╱林文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