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山大學榮譽教授余光中教授
1
第一次參加中華民國筆會並隨團出國開會，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是一九六一年耶誕的前夕，去馬尼拉出席「亞洲作家會議」，由會長羅家倫領團，陳紀瀅、邱楠擔任副團長，團員則包括李曼瑰、盧月化、馮放民、鍾鼎文、王藍和我。
那時我才三十三歲，是全團最年輕的代表，但在文壇上已經頗不寂寞。僅僅是兩年前，就因現代詩的論戰與言曦交過手，而言曦，正是副團長邱楠的筆名。「冤家路窄」，兩人見了面，不免有些尷尬。他畢竟長我十幾歲，閱世已深，當時不動聲色，放下身段，待我十分客氣，甚至把他準備在會上宣讀的英文論文請我「過目」。
當然，真正引人矚目的是團長羅家倫。這位五四風雲人物，早年與傅斯年齊名，後來做過清華與中央的校長，抗戰期間更以《新人生觀》一書享譽文壇，而「左公柳拂玉門曉，塞外春光好」的名句也成了傳唱眾口的歌詞。抗戰勝利後，我從四川回到南京，正是高三的畢業生，曾因一本英文小說中把guillotine誤印為quillotine，遍查字典不獲而寫信去請教羅家倫，但未接回信。那時學生之間盛傳羅家倫如何博學，說他每一科的學問至少都超過該科的高材生云云。
一九六一年初，我英譯的《中國新詩選》在香港出版，台北美國大使館舉辦茶會慶祝，胡適親臨致詞，羅家倫也應邀參加，對當日的青年詩人鼓舞很大。翌年胡適便去世了。我卻有幸再見羅家倫，並且隨他去馬尼拉開會。
五四遊行示威的現場，那篇悲壯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是羅家倫起草的，其中的名句例如「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一直傳誦至今。那一年，健筆淋漓的熱血青年才二十三歲。帶我們去馬尼拉的羅家倫，這時，卻已經六十五歲，顯然老了，最輝煌的歲月已成背影。我握住他的手，像握住一枝熄了的火炬，柄上還有些五四的餘溫，令人悵念當年的壯麗。眼前的老人身材瘦弱，顯得頭顱碩大，寬闊的面額向兩頰斜削，止於方鈍的下頷。深度的鏡片後面仍轉動著深邃的眼神，滄桑之中不掩智慧的光采。他說話了，喉音低抑而遲疑，似乎要動員許多肌肉才發得出聲來。有一次我們陪他乘電梯上樓，他一進電梯就作勢要說什麼，一番清理喉嚨，直到十樓還在喑啞囁嚅，未能暢所欲言。
三年後，我在《文星》雜誌上發表那篇凌厲的短文〈下五四的半旗〉時，潛意識裡也許閃現過這一幕滄桑。
2
六○年代現代詩與現代畫的論戰，促進了年輕一代自命前衛的作家與藝術家的現代化，衝力可驚。但其過程卻可分兩個階段：前半期對傳統提出質疑，甚至加以否定，以為西化便是現代化的捷徑；後半期對傳統與西化都覺得應該重估，不應該但見其異，不見其同，而真正現代化之完成，應求之於貫通中西，融會今古。〈下五四的半旗〉咄咄逼人，正是其前半期的風格。此文刊於《文星》一九六四年四月號，當年秋天我便去美國教書了。翌年六月，我在賓州蓋提斯堡，為新書《逍遙遊》所寫的後記裡，有這麼一段：
在〈逍遙遊〉、〈鬼雨〉一類的作品裡，我倒當真想在中國文字的風火爐中，煉出一顆丹來。在這一類的作品裡，我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搥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摺來且疊去，為了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我的理想是要讓中國的文字，在變化各殊的句法中，交響成一個大樂隊，而作家的筆應該一揮百應，如交響樂的指揮杖。只要看看，像林語堂和其他作家的散文。如何仍在單調而僵硬的句法中，跳怪淒涼的八佾舞，中國的現代散文家就應猛悟散文早該革命了。
看得出，年少氣盛的我久已不滿早期白話文但求表意不求鍊美的稀淡風格，頗以改革求變自許，對於林語堂步武晚明小品標榜性靈的文章很不耐煩。六○年代中期，這位幽默大師從美國來台小住，不但文壇歡迎，更獲當局禮遇。青年作家們正熱中於引進現代主義以突破當局文以載道的悶局，大師卻一貫地瀟灑從容，仍吸他西方紳士的煙斗來清談閒雅的中國文化，令人覺得文不對題。一九六七年我寫的〈七十歲以後〉便是針對此事：
七十歲以後我就握一柄圓滑的煙斗
或者抽，或者不抽
青煙就從斗魁裡升起
記者們迷惑的眼裡
那就是一縷芬芳的文化了
之後，把斗口翻過來
向一隻麒麟叩一叩
有文化的煙灰就落進煙缸裡去了
叩一叩，用同一隻手
用同一隻手，三十歲，舉火炬
七十歲，舉煙斗，有些顫抖
紅樓夢醒，有人樓上愁
「所以說，我們的文化……」
憤怒之後，一切是瀟灑
握過火焰，握煙斗和釣竿
所以說，所以說，所以說
說一些釣經，煙道，一些不相干
不相干的氤氳中
記者們的頭顱此起彼落
我告訴你，你告訴我
「他的話，真是好幽默啊！」
熟悉英詩的人讀到這麼一首詩，很容易想起拜倫與雪萊寫給前輩華滋華斯的諷刺詩，甚至艾略特諷刺前輩羅素的〈阿波里奈克斯先生〉。當時我意猶未盡，又用英文寫了六行小詩，附於原詩之後，名為Incidental Lines：
I met the Master at a feast,
And both were overfed:
The Master, with what he ate,
And I, with what he said
On the essence and the assence
Of cultural renaissance，
這種詩拜倫也會寫的，雪萊想寫卻未必能工，至於頗普，更是此中高手。其實當年我自命前衛，寫〈剪掉散文的辮子〉時，頗逞「文起八代之衰」的豪氣，對林語堂未盡公平。像他那一代的早期作家一樣，在白話文發軔之初，林語堂對小品文的要求僅止於晚明的風味，原本無意要鍊出什麼戛戛獨造的珍奇文體。儘管如此，他的小品文抒發性靈，兼有中國讀書人的儒雅，西方紳士的風趣，加上名士的率真與脫俗，乃能以言志拆穿載道，在殺氣騰騰的左翼作家與酸氣餿腐的衛道人士之外，另闢出一片風景，供三二知己娓娓清談，侃侃闊論。如此無視現實、不肯革命的名士，當然不見容於左派。有趣的是，在同樣是自由主義的學者型作家之中，卻有一位絕頂高手釘上了他，嘲笑不絕。晚生十五年的錢鍾書，左批嚴肅的魯迅，右批幽默的林語堂，雖為學界的大師，卻是文壇的獨行俠。無論在散文〈說笑〉或短篇小說〈貓〉裡，錢鍾書對林語堂的諷刺都十分辛辣，認為他西學不夠深刻，幽默有欠自然。這也難怪，錢原是「黑色幽默」的狙擊手，在這方面誰能跟他「比酷」呢？儘管如此，錢在〈說笑〉一文中分析hu-mor，用的中譯卻正是林語堂首創的「幽默」，終於還是吃了一次虧。
錢鍾書的諷刺文章，不知林語堂見過沒有，至少他從未回敬過。同樣地，我也不知道自己的那首〈七十歲以後〉林語堂曾否過目。只記得生平僅和他會過一次面，林夫人也在場，似乎還有別人。那場合應該是在一九六九年，林先生剛接任筆會會長不久。我因為發表過〈七十歲以後〉而感到心虛，他卻根本未提到這件事，可能完全不知情。他和我大概只交談了十幾分鐘，說些什麼我全忘了，只記得他神情愉快而自然，語調悠閒而低緩，帶著漳州口音，雖然老了，卻敏捷而饒諧趣，顯然已進入從心所欲的晚境，令人直覺，五四人物經過半世紀的風霜，本該如此。
林先生擔任筆會會長，從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四年，共為五年，任內舉辦了規模盛大的「亞洲作家會議」，眾多來賓之中包括了川端康成。林先生的聲望當然足以號召文壇，但會議所以成功，也有賴彭歌、王藍、殷張蘭熙等的合作。林先生卸任後，第二年當選國際筆會副會長，第三年就去世了。
3
從林語堂到我，中華民國筆會的會長依次是陳裕清、彭歌、張蘭熙。陳裕清與彭歌都任職於新聞界，是所謂報人。陳裕清是傑出的記者，但難稱文壇人士。彭歌卻是不折不扣的作家，不僅擅寫小說與專欄，在翻譯上也有成就。
張蘭熙的情形最為特殊。她的丈夫殷之浩是卓然有成的企業家，所以在正式場合她冠上夫姓，成為殷張蘭熙。她的母親是美國人，因此容貌與神情之中有高加索佳人的倩影，取的英文名字正是與「蘭熙」呼應的Nancy。朋友都直接叫她Nancy，氣氛自然親切。
她既生為混血之淑女，又出身金陵女子大學的外文系，英語自然流暢而道地，在中西之間的交際場合自然左右逢源。但令她更加可親的，是她臉上常綻的笑靨，流動著眸光與齒光，那樣純真而自然，贏人好感。我一直覺得英文的disarm_ing一字，是最配她的形容詞。
蘭熙曾在東吳大學授過英詩，也寫過一些英詩，但是她主要的貢獻在於編輯與翻譯。早在她擔任筆會會長之前，她就創辦了Chinese PEN Quarterly，英譯台灣的文學作品，介紹給國際的文壇。這份刊物在國際筆會眾多會員國之間，是出版最準時，刊期最頻，維持最久的純文學會刊。在齊邦媛接手之前，一直幾乎是蘭熙獨主編務，分配譯稿，並且寄到各國去。為了維持下去，她不但要參加英譯，還要向各機關「曉以大義」，取得補助。
每逢國際筆會召開年會，蘭熙更要隨團甚至領隊出席，於公則代表台北的席次，於私則廣交各國的作家。憑了熟悉西方的背景，流利無礙的英文，開朗可親的性格，東方淑女的風姿，她在國際的人緣十分之好，跟許多國外的作家都可以互稱小名。加以她所主編的英文季刊很得好評，而在會場又常為弱勢的分會仗義發言，因此在提名選舉國際筆會的副會長時，她幾乎是以全票通過。
蘭熙雖是中美混血之身，卻是十足的華夏之女，愛國絕不輸人。在順境之中她儘管溫婉而嫵媚，一旦面對逆境她也會挺身而出，據理力爭，展現大無畏的精神。一九八三年，在卡拉卡斯舉行的年會上，來自北京的葉君健惡詆台北分會，聲色俱厲，蘭熙卻神色自若，雄辯滔滔，一一加以反駁，各國作家為之動容。
當然，蘭熙也有很像女人的時候。有一次我們去倫敦開會，會後她陪我去最有名的哈洛德公司，為我存選購連衣裙。我挑中了一件咖啡色彩的套裝，女店員問：「你太太究竟是穿幾號？」我真是答不出，只見蘭熙在一旁笑我糊塗。我靈機一動，召她過來，將她攔腰一抱。此舉來得唐突，她還沒回過神來，我對女店員大聲說：「大一號！」兩個女人笑成一團。
蘭熙做會長任滿，推薦由我接班。同人商議要在交接典禮上贈她紀念銅牌，並要我來題詞。我想到彭斯的名句：
I？ll ne？er blame my partial fancy,
Naething could resist my Nancy;
稍加改動，正好合用。於是銅牌刻上這麼兩行：
We？ll ne？er blame our partial fancy,
Naething could resist our Nancy，
多年來，台北的文壇有兩位好客的女主人。去她們府上作客，是令人難忘的溫馨盛會。林海音剛中有柔，張蘭熙柔中含剛。在我心中她們都是可敬而又可愛的女俠。曾幾何時，海音竟已離開了人世，蘭熙也已離開了台北。盛會不再，只留下了一座空城。聽說蘭熙在加州，身體仍健，只是有點健忘了。是真的嗎？這樣俠氣的好友，就算她一時記不起我們，難道我們會忘了她嗎？
2002-12-04╱聯合報╱第39版╱聯合副刊╱余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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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參加中華民國筆會並隨團出國開會，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是一九六一年耶誕的前夕，去馬尼拉出席「亞洲作家會議」，由會長羅家倫領團，陳紀瀅、邱楠擔任副團長，團員則包括李曼瑰、盧月化、馮放民、鍾鼎文、王藍和我。
那時我才三十三歲，是全團最年輕的代表，但在文壇上已經頗不寂寞。僅僅是兩年前，就因現代詩的論戰與言曦交過手，而言曦，正是副團長邱楠的筆名。「冤家路窄」，兩人見了面，不免有些尷尬。他畢竟長我十幾歲，閱世已深，當時不動聲色，放下身段，待我十分客氣，甚至把他準備在會上宣讀的英文論文請我「過目」。
當然，真正引人矚目的是團長羅家倫。這位五四風雲人物，早年與傅斯年齊名，後來做過清華與中央的校長，抗戰期間更以《新人生觀》一書享譽文壇，而「左公柳拂玉門曉，塞外春光好」的名句也成了傳唱眾口的歌詞。抗戰勝利後，我從四川回到南京，正是高三的畢業生，曾因一本英文小說中把guillotine誤印為quillotine，遍查字典不獲而寫信去請教羅家倫，但未接回信。那時學生之間盛傳羅家倫如何博學，說他每一科的學問至少都超過該科的高材生云云。
一九六一年初，我英譯的《中國新詩選》在香港出版，台北美國大使館舉辦茶會慶祝，胡適親臨致詞，羅家倫也應邀參加，對當日的青年詩人鼓舞很大。翌年胡適便去世了。我卻有幸再見羅家倫，並且隨他去馬尼拉開會。
五四遊行示威的現場，那篇悲壯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是羅家倫起草的，其中的名句例如「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一直傳誦至今。那一年，健筆淋漓的熱血青年才二十三歲。帶我們去馬尼拉的羅家倫，這時，卻已經六十五歲，顯然老了，最輝煌的歲月已成背影。我握住他的手，像握住一枝熄了的火炬，柄上還有些五四的餘溫，令人悵念當年的壯麗。眼前的老人身材瘦弱，顯得頭顱碩大，寬闊的面額向兩頰斜削，止於方鈍的下頷。深度的鏡片後面仍轉動著深邃的眼神，滄桑之中不掩智慧的光采。他說話了，喉音低抑而遲疑，似乎要動員許多肌肉才發得出聲來。有一次我們陪他乘電梯上樓，他一進電梯就作勢要說什麼，一番清理喉嚨，直到十樓還在喑啞囁嚅，未能暢所欲言。
三年後，我在《文星》雜誌上發表那篇凌厲的短文〈下五四的半旗〉時，潛意識裡也許閃現過這一幕滄桑。
2
六○年代現代詩與現代畫的論戰，促進了年輕一代自命前衛的作家與藝術家的現代化，衝力可驚。但其過程卻可分兩個階段：前半期對傳統提出質疑，甚至加以否定，以為西化便是現代化的捷徑；後半期對傳統與西化都覺得應該重估，不應該但見其異，不見其同，而真正現代化之完成，應求之於貫通中西，融會今古。〈下五四的半旗〉咄咄逼人，正是其前半期的風格。此文刊於《文星》一九六四年四月號，當年秋天我便去美國教書了。翌年六月，我在賓州蓋提斯堡，為新書《逍遙遊》所寫的後記裡，有這麼一段：
在〈逍遙遊〉、〈鬼雨〉一類的作品裡，我倒當真想在中國文字的風火爐中，煉出一顆丹來。在這一類的作品裡，我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搥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摺來且疊去，為了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我的理想是要讓中國的文字，在變化各殊的句法中，交響成一個大樂隊，而作家的筆應該一揮百應，如交響樂的指揮杖。只要看看，像林語堂和其他作家的散文。如何仍在單調而僵硬的句法中，跳怪淒涼的八佾舞，中國的現代散文家就應猛悟散文早該革命了。
看得出，年少氣盛的我久已不滿早期白話文但求表意不求鍊美的稀淡風格，頗以改革求變自許，對於林語堂步武晚明小品標榜性靈的文章很不耐煩。六○年代中期，這位幽默大師從美國來台小住，不但文壇歡迎，更獲當局禮遇。青年作家們正熱中於引進現代主義以突破當局文以載道的悶局，大師卻一貫地瀟灑從容，仍吸他西方紳士的煙斗來清談閒雅的中國文化，令人覺得文不對題。一九六七年我寫的〈七十歲以後〉便是針對此事：
七十歲以後我就握一柄圓滑的煙斗
或者抽，或者不抽
青煙就從斗魁裡升起
記者們迷惑的眼裡
那就是一縷芬芳的文化了
之後，把斗口翻過來
向一隻麒麟叩一叩
有文化的煙灰就落進煙缸裡去了
叩一叩，用同一隻手
用同一隻手，三十歲，舉火炬
七十歲，舉煙斗，有些顫抖
紅樓夢醒，有人樓上愁
「所以說，我們的文化……」
憤怒之後，一切是瀟灑
握過火焰，握煙斗和釣竿
所以說，所以說，所以說
說一些釣經，煙道，一些不相干
不相干的氤氳中
記者們的頭顱此起彼落
我告訴你，你告訴我
「他的話，真是好幽默啊！」
熟悉英詩的人讀到這麼一首詩，很容易想起拜倫與雪萊寫給前輩華滋華斯的諷刺詩，甚至艾略特諷刺前輩羅素的〈阿波里奈克斯先生〉。當時我意猶未盡，又用英文寫了六行小詩，附於原詩之後，名為Incidental Lines：
I met the Master at a feast,
And both were overfed:
The Master, with what he ate,
And I, with what he said
On the essence and the assence
Of cultural renaissance，
這種詩拜倫也會寫的，雪萊想寫卻未必能工，至於頗普，更是此中高手。其實當年我自命前衛，寫〈剪掉散文的辮子〉時，頗逞「文起八代之衰」的豪氣，對林語堂未盡公平。像他那一代的早期作家一樣，在白話文發軔之初，林語堂對小品文的要求僅止於晚明的風味，原本無意要鍊出什麼戛戛獨造的珍奇文體。儘管如此，他的小品文抒發性靈，兼有中國讀書人的儒雅，西方紳士的風趣，加上名士的率真與脫俗，乃能以言志拆穿載道，在殺氣騰騰的左翼作家與酸氣餿腐的衛道人士之外，另闢出一片風景，供三二知己娓娓清談，侃侃闊論。如此無視現實、不肯革命的名士，當然不見容於左派。有趣的是，在同樣是自由主義的學者型作家之中，卻有一位絕頂高手釘上了他，嘲笑不絕。晚生十五年的錢鍾書，左批嚴肅的魯迅，右批幽默的林語堂，雖為學界的大師，卻是文壇的獨行俠。無論在散文〈說笑〉或短篇小說〈貓〉裡，錢鍾書對林語堂的諷刺都十分辛辣，認為他西學不夠深刻，幽默有欠自然。這也難怪，錢原是「黑色幽默」的狙擊手，在這方面誰能跟他「比酷」呢？儘管如此，錢在〈說笑〉一文中分析hu-mor，用的中譯卻正是林語堂首創的「幽默」，終於還是吃了一次虧。
錢鍾書的諷刺文章，不知林語堂見過沒有，至少他從未回敬過。同樣地，我也不知道自己的那首〈七十歲以後〉林語堂曾否過目。只記得生平僅和他會過一次面，林夫人也在場，似乎還有別人。那場合應該是在一九六九年，林先生剛接任筆會會長不久。我因為發表過〈七十歲以後〉而感到心虛，他卻根本未提到這件事，可能完全不知情。他和我大概只交談了十幾分鐘，說些什麼我全忘了，只記得他神情愉快而自然，語調悠閒而低緩，帶著漳州口音，雖然老了，卻敏捷而饒諧趣，顯然已進入從心所欲的晚境，令人直覺，五四人物經過半世紀的風霜，本該如此。
林先生擔任筆會會長，從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四年，共為五年，任內舉辦了規模盛大的「亞洲作家會議」，眾多來賓之中包括了川端康成。林先生的聲望當然足以號召文壇，但會議所以成功，也有賴彭歌、王藍、殷張蘭熙等的合作。林先生卸任後，第二年當選國際筆會副會長，第三年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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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林語堂到我，中華民國筆會的會長依次是陳裕清、彭歌、張蘭熙。陳裕清與彭歌都任職於新聞界，是所謂報人。陳裕清是傑出的記者，但難稱文壇人士。彭歌卻是不折不扣的作家，不僅擅寫小說與專欄，在翻譯上也有成就。
張蘭熙的情形最為特殊。她的丈夫殷之浩是卓然有成的企業家，所以在正式場合她冠上夫姓，成為殷張蘭熙。她的母親是美國人，因此容貌與神情之中有高加索佳人的倩影，取的英文名字正是與「蘭熙」呼應的Nancy。朋友都直接叫她Nancy，氣氛自然親切。
她既生為混血之淑女，又出身金陵女子大學的外文系，英語自然流暢而道地，在中西之間的交際場合自然左右逢源。但令她更加可親的，是她臉上常綻的笑靨，流動著眸光與齒光，那樣純真而自然，贏人好感。我一直覺得英文的disarm_ing一字，是最配她的形容詞。
蘭熙曾在東吳大學授過英詩，也寫過一些英詩，但是她主要的貢獻在於編輯與翻譯。早在她擔任筆會會長之前，她就創辦了Chinese PEN Quarterly，英譯台灣的文學作品，介紹給國際的文壇。這份刊物在國際筆會眾多會員國之間，是出版最準時，刊期最頻，維持最久的純文學會刊。在齊邦媛接手之前，一直幾乎是蘭熙獨主編務，分配譯稿，並且寄到各國去。為了維持下去，她不但要參加英譯，還要向各機關「曉以大義」，取得補助。
每逢國際筆會召開年會，蘭熙更要隨團甚至領隊出席，於公則代表台北的席次，於私則廣交各國的作家。憑了熟悉西方的背景，流利無礙的英文，開朗可親的性格，東方淑女的風姿，她在國際的人緣十分之好，跟許多國外的作家都可以互稱小名。加以她所主編的英文季刊很得好評，而在會場又常為弱勢的分會仗義發言，因此在提名選舉國際筆會的副會長時，她幾乎是以全票通過。
蘭熙雖是中美混血之身，卻是十足的華夏之女，愛國絕不輸人。在順境之中她儘管溫婉而嫵媚，一旦面對逆境她也會挺身而出，據理力爭，展現大無畏的精神。一九八三年，在卡拉卡斯舉行的年會上，來自北京的葉君健惡詆台北分會，聲色俱厲，蘭熙卻神色自若，雄辯滔滔，一一加以反駁，各國作家為之動容。
當然，蘭熙也有很像女人的時候。有一次我們去倫敦開會，會後她陪我去最有名的哈洛德公司，為我存選購連衣裙。我挑中了一件咖啡色彩的套裝，女店員問：「你太太究竟是穿幾號？」我真是答不出，只見蘭熙在一旁笑我糊塗。我靈機一動，召她過來，將她攔腰一抱。此舉來得唐突，她還沒回過神來，我對女店員大聲說：「大一號！」兩個女人笑成一團。
蘭熙做會長任滿，推薦由我接班。同人商議要在交接典禮上贈她紀念銅牌，並要我來題詞。我想到彭斯的名句：
I？ll ne？er blame my partial fancy,
Naething could resist my Nancy;
稍加改動，正好合用。於是銅牌刻上這麼兩行：
We？ll ne？er blame our partial fancy,
Naething could resist our Nancy，
多年來，台北的文壇有兩位好客的女主人。去她們府上作客，是令人難忘的溫馨盛會。林海音剛中有柔，張蘭熙柔中含剛。在我心中她們都是可敬而又可愛的女俠。曾幾何時，海音竟已離開了人世，蘭熙也已離開了台北。盛會不再，只留下了一座空城。聽說蘭熙在加州，身體仍健，只是有點健忘了。是真的嗎？這樣俠氣的好友，就算她一時記不起我們，難道我們會忘了她嗎？
2002-12-04╱聯合報╱第39版╱聯合副刊╱余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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