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張蘭熙（Nancy Ing）女士為《中華民國筆會季刊》創始人，連續擔任季刊主編長達二十年，出錢出力，向國際推介台灣文學，貢獻至深至遠。數年前Nancy因病移居美國，她的女兒，大陸工程公司及浩然基金會董事長殷琪女士繼續支持筆會譯介台灣文學的工作。二○○二年九月十九日下午，殷女士與筆會季刊現任主編高天恩教授及筆會秘書長歐茵西教授進行了一場溫馨的對話。聯副節刊紀錄。　（編者）

高天恩：首先想請問令堂在美國近況好嗎？大家都很想念她，也非常感念令堂對筆會的付出。記得她不僅要操心文章的翻譯與印刷，還必須出國開會，建立並維護與他國筆會會員的友誼。

歐茵西：的確，就連筆會辦公室的一桌一椅、一筆一盤，也無不是她出資添置。這些與筆會有關的種種，在您的成長過程中，不知是否曾留下一些記憶？

殷琪：當時我才十幾歲，因為求學的關係，大半時間不在台灣。不過每逢假日返台與父母相聚，常有機會觀察到父母親的許多朋友。父親因為事業的關係，多半是商界、企業界的朋友，並不時常在家中聯誼。印象中倒是母親的朋友比較多元。她熱愛朋友、照顧學生，常帶學生回家，很熱鬧。朋友很多，大半是文化界友人，來往很密切。當時筆會辦公室就在我家附近，我記得他們常在母親的書房聊天，譬如姚朋先生，齊邦媛教授……，還有好幾位長輩，總是在談筆會的事，談季刊，談出去開會該準備什麼，帶什麼禮物等等。

高天恩：是的。雖然我十幾年前才入會，但時常聽前輩提及，令堂不僅因為英語流利，與總會人員及其他國家會員溝通無礙，而且她也有所堅持，幾次在會上據理力爭，為我們贏得肯定與支持。所以我們在國際筆會上有真正的朋友，得到尊重，我們的英文季刊也一直享有非常高的聲譽。最近十年，我常陪同余光中先生參加在不同國家舉行的年會，總有不少代表來問：

“Where is Nancy”「Nancy怎麼又沒來？」大家對她的關心與想念溢於言表。令堂是非常細心的人，每回出去，都自費選購許多份精緻的禮物。到了會場，和許多人都能熱絡愉快地交談。她給與各地流亡作家的慷慨資助，也為友人所津津樂道。

殷琪：我想她對筆會是一種奉獻。她從小想成為作家，出版過一本詩集，後來一直忙於翻譯，就沒有時間創作了。我想她可能很遺憾沒有能寫出更多自己的作品吧。她在筆會的那二十幾年，我的印象是，總是不停地在翻譯，很忙碌。她急著要把此地的優秀作家、優秀作品介紹出去，所以大部分時間都在書房裡工作。

高天恩：其實因為季刊，令堂也成就了好幾位傑出的翻譯家，例如當今國際間知名的翻譯家Howard Gold_

blatt，就是令堂發掘的；另一位John Balcom先生，還有好幾位筆會季刊譯者，也極受稱道。此外，令堂曾在台大教英文，也有多位優秀學生，是吧？

殷琪：母親曾在台大教英詩？好像白先勇先生？林耀福教授都曾在她的班上上課。

高天恩：是的，如今白先勇先生名聞海內外，林耀福教授也望重士林。您方才提及的令堂的詩集，是否還有存本？聽說當時她還編譯了一本叫New Voices的詩文集，不知道還能不能找到？如果可以再讀這兩本詩集，選若干首重新刊載出來，一定很有意義。令堂不只是翻譯家，也是詩人，應該讓大家重新認識。

殷琪：她的詩集叫One Leaf Falls，我保存了一本，可以借給你。母親最喜歡蒐集秋天的紅葉。最近我在美國偶然看到一本她收集紅葉的冊子，這是她的嗜好哩！另一本New Voices必需找找看。如果找得到，可以抽時間挑選幾首出來。

歐茵西：您長期接受英語教育，但是您的中文表達和措辭為什麼也能如此流暢？

殷琪：其實我從小使用中文，英文是我的第二語言。不過十二歲到二十幾歲在國外，就以英文為主。特別的是，我和母親講話是中英文參雜的。小時候母親的中文並不太好，最初有關筆會的中文資料和信函，她好像常看不大懂，或者看懂了，卻無法回覆。但是後來她的中文明顯地進步，作品看得多了，和作家們相處久了，都是很重要的影響。對子女的教育，母親是傾向自由派的，沒有甚麼公式，完全沒有高壓式的管制。父親主要在企業界和商界奔忙，與國際和國內社交圈的往來和活動很多，母親難免要他陪應酬。有時候我會抱怨他們常不在家。不過他們給子女的關愛還是很充足，也重視我們的教育，家裡有很多書，特別是母親的書很多。我們從小閱讀各種文字，雖然母親未曾有意地要我們去讀，但是東西都在那裡，隨手可以取書看書。假日在家中，父親總是坐在他的大桌後看資料，或拿著計算機處理事情，母親則仍是看書。現在我們家裡還是有很多書，如果我去某人家裡，看到四處無書，會覺得很奇怪。

高天恩：您公務這麼忙，還有時間看書嗎？

殷琪：有的。我常看書，不過並不只看文學性書籍。閱讀已經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很自然的一部分。我很感謝母親給我這樣的影響，這是很重要的影響。

高天恩：我們也很感謝您和浩然基金會對筆會的支持。浩然基金會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成立的？

殷琪：成立浩然基金會最初的原因是，母親認為，筆會的工作很有意義，應該給與支持。但是其他類型的文化工作應該做、卻沒辦法好好地做的，也應伸手拉拔。例如雲門舞集初成立時，記得母親回家向父親提起，有一位優秀的年輕作家林懷民，成立了舞蹈團，經費不足，相當辛苦。於是他們立刻達成共識，給與鼓勵和幫助。不久，父親決定成立一個文教基金會，具體地支持有意義的文化活動。浩然乃是紀念我祖父，他們希望藉此回饋社會，提升本地的文化水準。

高天恩：可不可以這麼說，浩然基金會的成立，也表現了令尊對令堂的摯愛，間接愛屋及烏，支持她的文化情懷？這其中有令堂對文學、對藝術的關心，也反映了令尊令堂的夫妻情深。

殷琪：可以說，筆會是母親的寄託，是她的精神歸屬，父親愛她，所以全力支持她。另外一個原因是，我的父母親都很希望幫助台灣年輕一代的作家。不過，我回來後主要跟隨父親學習大陸工程的事，非常忙，當時對筆會的情況缺乏深入瞭解。父親去世後，母親非常傷心，健康狀況受影響，隨後赴美休養，我更不清楚筆會了。直到我的好友，《天下》雜誌發行人殷允芃提起，父親曾定期資助筆會，後來斷了資助，筆會好像出現困境。允芃知道我母親對筆會的感情，她相信母親可能願意繼續幫助筆會。我深有所感，所以幾年前再請浩然基金會撥款補助。此外，我知道多年前母親曾接到Amnesty International的信函，呼籲各會員國作家們關心各國的獄中作家。母親覺得這是她可以做的，所以也對各地的獄中作家伸出援手。當時國內也有幾位不幸入獄的作家，母親一樣關心。據我所知，現在台灣已經沒有獄中作家了，他們之中有的甚至已走上政壇，我曾遇見王拓先生，他告訴我，當年他和其他幾位作家曾收到過我母親以中華民國筆會名義寫給他們的信。王拓先生說，這封信他保留了很久。後來台灣筆會成立，出現過一些出自特定意識的敵意批判，我記得母親曾與姚朋先生、齊教授談過此事，她很難過。因為她知道，中華民國筆會是完全客觀的，無論季刊文稿的選擇和對所有藝文人士的態度，都是友善的。

2002-12-24╱聯合報╱第39版╱聯合副刊╱歐茵西、高天恩∕記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