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研究生吳政嶸

針對日前台大國企所研究生于敬的「名牌、年輕人、橘子媽媽」一文，筆者認為有可議論之處。

在該文中，作者強調了年輕人的無知──台客、嘻哈、舞曲、缺乏文化素養──一整個脈絡串聯下來的，便是其所批判的圖像：名牌、年輕人，而後橘子媽媽事件。筆者慶幸在所謂「年輕人」的年齡分界裡，依舊有人對於這樣的文化素養和物質追求的不成比例，提出強烈的諷刺；可惜的是，在這樣的批判背後，不是更深層的思考，而是帶有排他性和文化優位性。

先就整體環境來說，台灣的這一世代確實充滿「無知」，個人身處於所謂的七年級生的班車裡，也確實感到非常的汗顏──一方面不能有所作為扭轉其他年齡層對此世代的看法，一方面這一世代的問題確實長此以往的存在著。「教育、媒體、流行文化、島國心態」都是構築了「年輕人」的環境因素，錯綜複雜並且相互影響，而導致了「速成、八卦文化、追求名牌和狹隘的世界觀（如果有世界觀的話）」。

該文在文末寫道：「坐在十三區非常大圖書館前，陽光，洋溢在她臉上的自信。」那麼，此位法國友人的自信從何而來？是經濟學必考的「供給與需求」嗎？不是的，是因為她們身處在一個允許她們部分的跳脫「供給與需求」的環境，不完全被市場左右；而台灣這一世代依舊跳脫不了所謂的市場魔咒。以商人的心態─講求效率、快速、方便─來應對一切，這樣的心態成了一種習慣，一種從小到大的習慣，而這樣的習慣可引伸出的是，追求名牌用來彰顯自己身分地位文化素養，是一種快捷直接的方式。

從這整個脈絡來看，教育似乎是最根本的解決辦法（我承認這是陳腔濫調），但對於目前的「年輕人」來說，他們身處的環境如此，光是同儕的壓力就往往使強烈需要認同感的「年輕人」裹足不前：如果不這麼穿會不會被笑？走在路上會不會有異樣眼光？而陷入其中的人其實也是另一種幸福，其生活方式不需花費太多心力，有點錢就夠了，而這樣的幸福，姑且說是「無知的幸福」吧。

但是另一方面，這樣的環境，是身處台灣的所有人必須共同承擔、包容的而去改善的。不能說因為懂魯迅、知道the Doors在六、七○年代的影響力、聽過在台灣待過八年的「外籍教授」的評論、擁有旅居法國的朋友並且知道他當巴黎人的想法後，以一種我者∕他者、冷靜的旁觀者∕無知的投入者的二分法的方式，一方面批判了無知的存在，一方面卻強調了自身的優位性，此種論述方式雖然直接易懂，但是卻容易造成一種階級撕裂──教育程度的階級撕裂，而此種撕裂往往是最隱而不現卻又影響深遠的表現在其他層面上。

台灣作為一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內在的文化精神並沒有隨外在物質條件而有明確的提升，在台灣有許多例子顯現此二者的衝突關係。而值得我們思索的是，這樣的衝突關係有多少成分是來自於我們所身處和創造的環境？大學有所謂的熱門科系，工作有所謂的金飯碗、銀飯碗，打開每個入口網頁，哪個沒有諸如「現金週轉」、「嫌現在的工作錢不夠用嗎？」之類的廣告？這一切一切的表象事件和價值觀，確實令大多的台灣人──不管是「年輕人」或其他世代──都感到難以負荷而且沉重。

而身陷於其中的，竭力瘋狂追逐之，名牌作為認同的一種手段，當中當然無所謂獨立思考可言；價值觀的混亂和重構，似乎是台灣社會的一個重要問題，只是千萬別忘記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多元的包容！

2004-02-03╱中國時報╱第A15版╱時論廣場╱吳政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