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健民

蔣為文贏了！贏在法庭面前，卻輸在文學面前。

黃春明輸了！輸在法庭面前，卻在文學天地之間贏了。

文學與司法本來就不同，各有各的領域和規律。文學的論辯本來就應該在文學領域中進行，通過對話，用論爭或創作實踐來爭辯，面對歷史中無數的文學大眾的無私判決。如果什麼人急於把文學的論辯向「權力」求告，乞求司法判決，那麼他就先在文學面前輸了，即便在司法上贏了。這使人想起了鄉土文學論戰時，余光中的「狼來了」。

司法有其窮境，特別在政治、倫理、哲學、文學的基本問題面前，更有其局限，有其不知不能之處。孰知，只會死背法條，不知文學為何物的司法，竟然把文學的論辯當作路人甲和路人乙的相罵，因而作了庸俗的判決。結果是：受這司法判決的刺激，文學界立即作了自己的判決──與司法完全相反的判決；在文學領域中，蔣為文輸了，司法也賠了進去。

從更大範圍來看，問題不在司法，而在文學本身。問題根源也不在蔣為文個人如何，而在文學整體環境的如何。因為文學有病了，更具體說，「台灣文學」有病了。自從「台灣的文學」變成「台灣文學」以後；自從「台灣文學」與政治權力結盟以後，就脫離了文學，遠離了文學大眾，開始枯萎成文學權力的競逐之地。在還不到一百年的台灣現代文學，竟然不到數年湧現了一、二十家的台灣文學系所，而且這些系所大都符合當權政治喜好有特定文學觀，一開始就走了偏狹的路。在偏狹的文學觀中爭奪貧瘠的台灣文學資源，因而有人走上了偏鋒。

現在，文學萎縮成文學論述，矮小成學術論文。「學界」、基金會和媒體掌握著文學的主導權，使原本是文學主人的作家和讀者成了文學的配角、客人。在文學館安排的黃春明演講會上，出現「副教授」的羞辱性嗆聲，突顯了這文學主客易位的荒謬現實。

文學與文字語言不同，文字語言只是文學表現的工具。一個作家要用什麼文字什麼語言創作，是作家的絕對自由，這是文學的基本常識。蔣為文副教授在演講會上狂妄指責黃春明的創作語言，強要黃用「台灣話」創作，這不但是對黃個人的羞辱，更是對文學的羞辱。不但背離了文學，更背離了常識。

如果蔣真狂熱信仰只有用台灣話創作才算文學，那麼，自己投入台灣話的文學創作看看，這才是最有力的雄辯。如果台灣話創作真感動了文學大眾，那才算真正贏了判決，否則是輸了。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2012-04-05╱台灣立報╱第01版╱言論╱曾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