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瓜得瓜,請嘗甘苦 讀詹澈的兩本詩集 （中國時報）
詹澈長年定居在台東，而且像西瓜一樣匐地而親土，其詩有如瓜莖瓜藤，牢牢地密密地緊纏著那一片后土。稱之為「農民詩人」，自然當之無愧。
在五○年代中期出生的詩人之中，詹澈該是「晚成」的一位。陳黎、向陽、焦桐，遠比他更早成名。其實早在七○年代中期，他已經在《草根》及其他刊物發表詩作，但是要等《西瓜寮詩輯》陸續問世，才引起廣泛的注意，至於連獲詩獎，更要等到九○年代後期。比較重要的詩選，除了九歌版的《新詩三百首》以外，他如書林版的《台灣新世代詩人大系》、九歌版的〈新詩二十家》，甚至九歌版的《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台灣：一九七○至一九八九》，都未選詹澈的詩。其實《新詩二十家》之中，至少有三、四家的成就未必超過詹澈。
詹澈生於彰化，童年隨家人遷往台東，後來不但畢業於屏東農專，更追隨父親務農，成為夜宿西瓜寮的果農，終於成為農會甚至農民運動的中堅。於是「農民詩人」的光環就落在他的頭頂，成了一頂桂冠，或者一頂瓜帽。
詹澈長年定居在台東，而且像西瓜一樣匐地而親土，其詩有如瓜莖瓜藤，牢牢地密密地緊纏著那一片后土。稱之為「農民詩人」，自然當之無愧。他的身分與位置離台北的文壇最遠，在黑色鋼琴的都蘭山下，他大可據地自雄，獨攬「農民詩人」的頭銜，做一個定額占缺的詩壇藩鎮。
無意把瓜皮帽戴成桂冠
可是詹澈無意把瓜皮帽戴成桂冠。在《西瓜寮詩輯》的自序中他說得很明白：「我被定位為『農民詩人』……尚有一點不滿足，這大概是一個創作者與評論者間必然會有的距離，只因為我不想只是成為一個『農民詩人』，而是做為一個『詩人』，例如陶淵明與鄭板橋、佛洛斯特或里爾克、惠特曼與艾青、歌德或葉慈。」
詹澈一口氣舉出了八位詩人，其中陶淵明、鄭板橋、惠特曼、艾青都親近平民，有民胞物與的胸懷。陶淵明是一位熱心的隱士，兼有儒家的關懷與道家的超脫；鄭板橋為災民請賑而罷官，也是提得起放得下的仁者；惠特曼不但同情平民，甚至擁抱一切生命；艾青對中國北方的農村有深情，也有熱血。至於佛洛斯特，表面上似乎是新英格蘭的鄉土詩人（regional poet），其實他就近喻遠，以小喻大，不過把新英格蘭當作發言檯，所言往往在天人之際，有愛默生形而上學的妙旨。
《西瓜寮詩輯》的作者沒有提到愛爾蘭的彭斯（Robert Burns）。彭斯不折不扣，倒是一位生於農村耕於農村的詩人，可是他的詩並不限於農村。他不但是情詩高手，也擅長寫愛國詩、諷刺詩、諧謔詩。他的鄉土詩往往洋溢民俗的喜悅與生趣，並不怎麼突出悲情，例如〈湯姆遇鬼記〉（Tom o’Shanter）就是冶恐怖與諧趣於一爐的敘事詩傑作。〈惜往日〉（Auld Lang Syne）歌詠友情的歷久彌篤，久已成為世界上最有名的驪歌，甚至是最有名的民謠。在法國革命的感召之下，他寫出歌頌匹夫尊嚴的進行曲〈何足道哉〉（For A’That and A’That）。這麼多采多姿、生氣蓬勃的民族詩人豈僅是蘇格蘭之子，豈僅是農民的代言人？彭斯已經屬於全世界，簡直是世界公民。
梵谷也是如此。早期他在故鄉荷蘭與比利時常畫農夫、農婦、漁夫、織工、礦工；代表作〈食薯者〉如魔如魅的畫面正是礦工之家的苦味晚餐，但那苦味卻令人愈嚼愈甜。梵谷最美的一幅農夫畫像是〈農人艾思卡烈〉，在他逝世百年的回顧大展上，這幅傑作與另兩幅畫像，〈詩人巴熙〉、〈情人米烈〉並列，正好說明他用心的對象不限於某一種人。其實他筆下的郵差、醫生、店主、兵士、妓女、婦人、少年等等無不眼神栩栩，性情流露。他的星空顫動成光的旋渦，他的向日葵暖到人心深處，那麼透熟熱烈，簡直是大地所生，太陽所寵。
梵谷的藝術已經超凡入聖，化朽為神，升到了宗教的境地，所以能越過種族、階級、時代的局限。說他是農民畫家或工人畫家，反而把他看窄了。
詹澈說自己不甘僅僅定位為農民詩人，說明他選擇的詩路是寬闊的，並不自限於田埂之間。在《西瓜寮詩輯》的自序裡，他敘述有一次吳晟和他討論農村詩的得失，他坦白指出吳晟的近作「在語言上仍保持他貫有的質樸與口語風格，但在內容上強化了批判，因此在詩的質素上較淡了，好是好但不夠好。」又說當時吳晟「質疑為什麼同樣寫農村與農民，我（詹澈）的作品在這幾年起了變化，有些讓他不懂，他似乎不贊成我的變化。」
這一段對話很有意義，對釐清「農民詩人」的身分頗有價值。吳晟認為他寫詩是為了抗議政客破壞生態，所以要寫得讓人看懂；詹澈則認為批判現實與經營詩藝之間，應保持微妙的平衡。
詹澈對自己的詩藝抱有信
和一切藝術家一樣，每個詩人都有其所屬的社會背景，甚至更代表了不同的意識或價值，但不能因為他立場正確或代表性強。就可以在詩藝上從寬評分。寫詩不是棋藝的「讓子賽」，也不能像政治分配一樣設保障名額。在亞波羅面前，各行各業該是機會均等的。詹澈不願被「農民詩人」的標籤貼死，寧願在同一起跑線上與所有詩人賽跑，表示他對自己的詩藝抱有信心。
詹澈與詹朝立雖然是同一個人，但身分各有不同。詹朝立可以帶十萬農民上街，詹澈卻只能獨自一人入詩。詩人不能揩農民領隊的油。
《西瓜寮詩輯》封面內頁對詹澈的介紹是：「他是現代知識份子，是農運推動者，也是傳統的農民詩人。」這三重身分構成了詩人詹澈的「聖三位一體」：農民身分給他經驗，農運身分給他熱情，知識身分給他思考，令他高瞻遠矚。
和其他藝術家相同，詩人乃民族想像活力之維護者與解放者。詩人的籌碼是文字，他的元素是自己民族的語言。他應該認真探討自己民族的語言究竟有多大的能量，並且試驗自己能運用那能量發出多大的力量，以完成多大的功績。物理學上的「化能為力，運力成功」，對詩人該有啟示。
2003-04-16╱中國時報╱第39版╱人間副刊╱余光中
在五○年代中期出生的詩人之中，詹澈該是「晚成」的一位。陳黎、向陽、焦桐，遠比他更早成名。其實早在七○年代中期，他已經在《草根》及其他刊物發表詩作，但是要等《西瓜寮詩輯》陸續問世，才引起廣泛的注意，至於連獲詩獎，更要等到九○年代後期。比較重要的詩選，除了九歌版的《新詩三百首》以外，他如書林版的《台灣新世代詩人大系》、九歌版的〈新詩二十家》，甚至九歌版的《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台灣：一九七○至一九八九》，都未選詹澈的詩。其實《新詩二十家》之中，至少有三、四家的成就未必超過詹澈。
詹澈生於彰化，童年隨家人遷往台東，後來不但畢業於屏東農專，更追隨父親務農，成為夜宿西瓜寮的果農，終於成為農會甚至農民運動的中堅。於是「農民詩人」的光環就落在他的頭頂，成了一頂桂冠，或者一頂瓜帽。
詹澈長年定居在台東，而且像西瓜一樣匐地而親土，其詩有如瓜莖瓜藤，牢牢地密密地緊纏著那一片后土。稱之為「農民詩人」，自然當之無愧。他的身分與位置離台北的文壇最遠，在黑色鋼琴的都蘭山下，他大可據地自雄，獨攬「農民詩人」的頭銜，做一個定額占缺的詩壇藩鎮。
無意把瓜皮帽戴成桂冠
可是詹澈無意把瓜皮帽戴成桂冠。在《西瓜寮詩輯》的自序中他說得很明白：「我被定位為『農民詩人』……尚有一點不滿足，這大概是一個創作者與評論者間必然會有的距離，只因為我不想只是成為一個『農民詩人』，而是做為一個『詩人』，例如陶淵明與鄭板橋、佛洛斯特或里爾克、惠特曼與艾青、歌德或葉慈。」
詹澈一口氣舉出了八位詩人，其中陶淵明、鄭板橋、惠特曼、艾青都親近平民，有民胞物與的胸懷。陶淵明是一位熱心的隱士，兼有儒家的關懷與道家的超脫；鄭板橋為災民請賑而罷官，也是提得起放得下的仁者；惠特曼不但同情平民，甚至擁抱一切生命；艾青對中國北方的農村有深情，也有熱血。至於佛洛斯特，表面上似乎是新英格蘭的鄉土詩人（regional poet），其實他就近喻遠，以小喻大，不過把新英格蘭當作發言檯，所言往往在天人之際，有愛默生形而上學的妙旨。
《西瓜寮詩輯》的作者沒有提到愛爾蘭的彭斯（Robert Burns）。彭斯不折不扣，倒是一位生於農村耕於農村的詩人，可是他的詩並不限於農村。他不但是情詩高手，也擅長寫愛國詩、諷刺詩、諧謔詩。他的鄉土詩往往洋溢民俗的喜悅與生趣，並不怎麼突出悲情，例如〈湯姆遇鬼記〉（Tom o’Shanter）就是冶恐怖與諧趣於一爐的敘事詩傑作。〈惜往日〉（Auld Lang Syne）歌詠友情的歷久彌篤，久已成為世界上最有名的驪歌，甚至是最有名的民謠。在法國革命的感召之下，他寫出歌頌匹夫尊嚴的進行曲〈何足道哉〉（For A’That and A’That）。這麼多采多姿、生氣蓬勃的民族詩人豈僅是蘇格蘭之子，豈僅是農民的代言人？彭斯已經屬於全世界，簡直是世界公民。
梵谷也是如此。早期他在故鄉荷蘭與比利時常畫農夫、農婦、漁夫、織工、礦工；代表作〈食薯者〉如魔如魅的畫面正是礦工之家的苦味晚餐，但那苦味卻令人愈嚼愈甜。梵谷最美的一幅農夫畫像是〈農人艾思卡烈〉，在他逝世百年的回顧大展上，這幅傑作與另兩幅畫像，〈詩人巴熙〉、〈情人米烈〉並列，正好說明他用心的對象不限於某一種人。其實他筆下的郵差、醫生、店主、兵士、妓女、婦人、少年等等無不眼神栩栩，性情流露。他的星空顫動成光的旋渦，他的向日葵暖到人心深處，那麼透熟熱烈，簡直是大地所生，太陽所寵。
梵谷的藝術已經超凡入聖，化朽為神，升到了宗教的境地，所以能越過種族、階級、時代的局限。說他是農民畫家或工人畫家，反而把他看窄了。
詹澈說自己不甘僅僅定位為農民詩人，說明他選擇的詩路是寬闊的，並不自限於田埂之間。在《西瓜寮詩輯》的自序裡，他敘述有一次吳晟和他討論農村詩的得失，他坦白指出吳晟的近作「在語言上仍保持他貫有的質樸與口語風格，但在內容上強化了批判，因此在詩的質素上較淡了，好是好但不夠好。」又說當時吳晟「質疑為什麼同樣寫農村與農民，我（詹澈）的作品在這幾年起了變化，有些讓他不懂，他似乎不贊成我的變化。」
這一段對話很有意義，對釐清「農民詩人」的身分頗有價值。吳晟認為他寫詩是為了抗議政客破壞生態，所以要寫得讓人看懂；詹澈則認為批判現實與經營詩藝之間，應保持微妙的平衡。
詹澈對自己的詩藝抱有信
和一切藝術家一樣，每個詩人都有其所屬的社會背景，甚至更代表了不同的意識或價值，但不能因為他立場正確或代表性強。就可以在詩藝上從寬評分。寫詩不是棋藝的「讓子賽」，也不能像政治分配一樣設保障名額。在亞波羅面前，各行各業該是機會均等的。詹澈不願被「農民詩人」的標籤貼死，寧願在同一起跑線上與所有詩人賽跑，表示他對自己的詩藝抱有信心。
詹澈與詹朝立雖然是同一個人，但身分各有不同。詹朝立可以帶十萬農民上街，詹澈卻只能獨自一人入詩。詩人不能揩農民領隊的油。
《西瓜寮詩輯》封面內頁對詹澈的介紹是：「他是現代知識份子，是農運推動者，也是傳統的農民詩人。」這三重身分構成了詩人詹澈的「聖三位一體」：農民身分給他經驗，農運身分給他熱情，知識身分給他思考，令他高瞻遠矚。
和其他藝術家相同，詩人乃民族想像活力之維護者與解放者。詩人的籌碼是文字，他的元素是自己民族的語言。他應該認真探討自己民族的語言究竟有多大的能量，並且試驗自己能運用那能量發出多大的力量，以完成多大的功績。物理學上的「化能為力，運力成功」，對詩人該有啟示。
2003-04-16╱中國時報╱第39版╱人間副刊╱余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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