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山大學政經系助理教授劉孟奇

這次總統大選，媒體經常出現「中間選民」這個名詞，而且中間選民的意向，似乎被視為會對於選舉結果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到底誰是中間選民？這其實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不過應該可以說，目前社會對於中間選民的一般印象就是：不特別偏向某一個政黨或政治立場。或者說，「保持中立」的選民，就是中間選民。

為什麼在選舉當中，很多人或媒體喜歡宣稱自己代表中間選民？我的觀察是，宣稱自己代表中間選民，好像可以讓自己的發言更具份量。特別是當媒體提到中間選民的時候，總會出現一些似乎具有高度道德性與理想性的詞彙。

這些說法其實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首先，不表態的選民不見得就是所謂的中間選民，而可能是不關心政治結果的選民。其次，如果中間選民的性格就是所謂的「不偏不倚、客觀理性」，那麼，他們對於政治、社會的發展方向與結果，恐怕就沒有什麼影響力。

為什麼？因為所謂的「不偏不倚」，很容易被簡化為「各打五十大板」。不管候選人如何試圖在邊際上調整政策，爭取更多的支持，都會被堅持不表態、難以取悅的「中間選民代言人」以負面的方式檢視，吹毛求疵地加以批評。候選人很快就會發現，調整政策討好這些中間選民代言人的邊際效果接近零。既然如此，還不如針對立場鮮明的選民，提出能明確打動他們的主張。這就是越到選舉後期，這些中間選民代言人就會越被邊緣化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所謂的「客觀理性」常被詮釋為「沒有預設立場」，這與經濟學上的「理性」定義很不一樣，後者所指的是「在選擇上具有一致性、不會顛三倒四」。

人必須具有明確的價值觀，才能做出前後一致的選擇。一群選民的選擇如果沒有一致性，自相矛盾，讓候選人無從遵循，就難以對政策有實質影響。如果選民不想做出有一致性的取捨———既要對社會福利大幅加碼，又要財政收支四年平衡；既要課富人稅、取消租稅優惠，又要吸引投資、創造就業；既不增稅，又不舉債，又要大幅增加公共建設；既要人人有大學念，又要80%的學生念國立大學———那麼候選人自然只有大開芭樂票，到頭來，中間選民自詡的「客觀理性」，換來的將只是一堆既不合理，又無法實現的空洞承諾。

在歐美的政治脈絡當中，所謂的中間選民，並不是指沒有立場的假中立、沒有價值觀的虛無，而是指：如果我們讓一位中間選民對一群政策選項進行選擇的話，整體看來，她（他）的選擇比較不會明顯地偏左或偏右、偏自由派或偏保守派。

舉例來說，在經濟政策上，一般以「左」與「右」來劃分政策的兩極。我們可以問一個選民，他是否支持下列幾個關於政策的陳述：「面對外國產品的競爭，政府應該補貼廠商，或實施貿易保護，以保護國內就業」、「大學應該以低學費的公立大學為主」、「政府應該實施最低工資」、「政府應該保障弱勢族群的就業機會」。一個明顯偏左的選民，可能會對上述四個陳述都投下贊成票；一個明顯偏右的選民，可能會對上述四個陳述都投下反對票；一個中間選民，就可能不贊成前兩個陳述，而贊成後兩個陳述。而一個人如果對四項陳述都沒有立場，那叫做「沒有意見」，不叫做中間選民。

在社會政策上，一般以「自由」與「保守」來劃分政策的兩極。我們可以問一個選民，他是否支持下列幾個陳述：「人民可以焚燒國旗」、「公立學校不宜開設宗教課程」、「大麻可以合法化」、「可以研發複製人技術」。一個明顯偏自由派的選民，可能會對上述四個陳述都投下贊成票；一個明顯偏保守派的選民，可能會對上述四個陳述都投下反對票；一個中間選民，可能支持前兩項陳述而反對後兩項陳述。同樣地，我們不應把「沒有意見」當成是中間選民。

公共政策不是在一個真空的烏托邦中進行，而是在一個充滿利益團體的現實中，設法讓法規制度與資源分配的天平不朝一端過度傾斜。我們與其不切實際地期待一群高高在上的中間選民替社會決定未來，還不如務實地重視這些利益團體是否擁有對稱的資源與力量，是否會被不實的資訊所蒙蔽，是否能在公平的制度下進行競爭。

歸根究抵，我們不如承認，人不可能沒有立場而能認識世界，也不可能沒有價值觀，而能在一個時時需要進行抉擇的世界中安身立命。價值虛無不能成為道德優位的背書，虛假的中立也不能成為批判的安全避風港。從另一方面來說，當我們承認我們的批判是有立場的，這代表我們承認自己犯錯的可能，也提供了妥協調和的空間；當我們承認我們的選擇是有價值觀的，這代表我們知道選擇的代價，也才能讓選擇擁有不可或缺的意義與重量。

2004-03-28╱經濟日報╱第24版╱知識經濟╱劉孟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