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山大學資管系教授郭峰淵

選後的台北，不再天天天藍。連續三星期的遊行、抗爭、到暴力、肅殺，使那曾是亞洲最具競爭力之一的台北市，幾乎只能回憶。這個現象雖是自認為「高教育」、「高品味」的台北人所難忍受，卻一點都不意外。

事實上，選前國親的二則廣告已預測了這個結果。第一是以希特勒來形容陳水扁，要「終結阿扁的獨裁」的廣告，第二則是在320當天，「絕對不能讓這面國旗在地球消失！偉大的人民今天要做大是大非的決定」的廣告。前者將陳總統形容成惡魔的化身，後者則是一個捍衛法統、背水一戰的宣示。不幸的，泛藍在大選未能如預期獲勝，戰爭因此開始，為了捍衛法統的偉大人民，每天每夜攜帶國旗穿梭於總統府周圍，試圖以焦土策略力挽狂瀾。可悲的是，他們雖然要捍衛由國旗所代表的法統，他們的行為卻已污染了、侮辱了這面國旗。

這種行為幾近瘋狂，但被這二則廣告所激化的狂熱，又怎能叫這些自認是偉大人民的深藍群眾不瘋狂？的確，這二則廣告偏離事實甚遠。例如，希特勒政權殺人無數，但陳水扁政權則是跛腳鴨，連動一隻螞蟻都被日以繼夜地批判，怎會是希特勒？但這則廣告對深藍的魔力，反映出的不是廣告設計者的天才，而是深植深藍群眾的意識形態。

不被信任的憤怒

換言之，這種思維，早就存在於深藍族群之中。例如知名作家龍應台在其文章〈被綁架的人民〉對陳水扁的攻擊：「獨裁者去了，平庸政客戴上民主的面具，囂張上台。……在九○年代裡，我們已經成了被政客綁架的人民。……即使是一個所謂台灣之子，因為權力的窮奢極欲藏在每一個政治動物的血液裡……」明顯的反應了此情結。

但如上述，深藍的感情，除了針對陳水扁總統之外，還有一個法統及他們對這個法統的深厚優越感及使命感。龍應台的文章〈五十年來家國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也透露出這個情結：「……中國卻有五千年的歷史。你不能把百年的細微泡沫當作五千年的深水大河。……」「TAIWAN？……它是另一種中國；你要看一個更純粹，更細緻，更自由活潑，更文明、更人性的中國文化嗎？你必須到台灣去……台灣就是今天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

然而隱藏在這優越感與使命感之後是不被信任的憤怒。在國民黨執政的50年，除了少數統治階級外，不分族群的絕大多數人都經驗過恐懼與悲情。龍應台在另一篇文章〈面對大海的時候〉裡說：「在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裡，台灣的海岸線不是海岸線而是警戒線。成長在大海邊，可是對大海的印象很少是明媚的椰子林、豔麗的珊瑚礁、縱身大浪的舒坦狂放；比較多的是：節制與恐懼。」

但是對新移民以及對長居台灣的住民而言，這個經驗的詮釋卻十分不同。新移民將自己和中國大陸區隔，他們恐懼的源頭是彼岸邪惡的政府，並自認比彼岸的中國人更為優越（如龍應台認為台灣是「更純粹」的中國），而可將偉大的中國文化來洗禮台灣人的心靈。

但對台灣的原居民而言，中國人就是中國人（或所謂的外省人），蔣介石和毛澤東並無兩樣，都是台灣原居民恐懼的源頭。這種類似經驗，卻完全不同詮釋的現象，是因為國民黨長期獨裁措施如控制眷村及傳媒，造成兩個族群在物質和精神生活上的隔閡。解嚴之後，因意識形態以及追求商業利益的媒體運作下，這個隔閡又被加深。

政客手中的玩偶

所以對台灣的原居民而言，令他們恐慌的政客都有如蔣介石或毛澤東的化身，而令新移民不安的像李登輝及陳水扁，則被形容成希特勒。選舉時的政治語言，如上述二則廣告及李前總統的「消滅外來政權」，成了激發深藍激情的導火線。敗選，更是不可忍受的挫敗與侮辱，深藍群眾成了政客手中的玩偶。他們為連戰的「陳水扁竊國論」鼓掌，並將侮辱總統肖像的李慶元及要槍殺陳水扁的李桐豪當成英雄，這是歷史的悲劇。

但歷史的悲劇，是否一定讓今日的深藍要成為耶路撒冷西岸狂熱的巴勒斯坦建國英雄，而將台北變成處處烽火的沙場？或曾經是在台灣仍是警察國家時代特權階級的馬市長，一定要宣稱「2004年警察國家的幽靈，在台北街頭徘徊？」文化的優越感，不能被信任的憤怒，及喪國的悲痛，都是全台人民必須立刻學習去瞭解及包容。

但更重要的是，民主最可貴之處，是透過和平的機制來造成國家典範的轉移，這正是此次選舉可喜的成就。而現在勝利的典範，在未來也將被其他典範以同樣方式來取代。站在歷史的洪流上，勝、敗皆是幻影，此刻該是我們為未來的典範創造更多選擇空間的時候了！

2004-04-21╱台灣日報╱第08版╱綜合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