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三十載，返台次數不多，每次回台灣居停數週，總要抽時間多看幾次俞部長。

記得第一次見到部長，是在一九八三年二月，其時我剛從紐約回台探望已睽違十年的家人。光美妹帶我到溫州街俞宅，她說這棟日式住宅原為台大校長傅斯年的遺孀俞大綵的宿舍，俞大綵是俞部長的妹妹。讀小學時，即知道國防部長俞大維和外交部長葉公超都是極具清望而又才幹超群的重臣，在風雨飄搖的時代，為國家做了很多的事，可說是內閣的中流砥柱。如今有機會拜見部長，親聆智慧之言，心裡興奮莫名。

那時我在美洲中國時報服務，美洲中時是余紀忠先生於一九八二年秋創辦的台北中時姐妹報，在美加華人社會頗受歡迎。我告訴部長，一般人認為台北中國時報是一份自由派報紙，在知識群眾中較有影響力。部長回憶說，二十年代在舊金山創刊的《世界日報》（與目前在美發行的聯合報系《世界日報》無關），亦為自由派報紙，部長並盛讚這份報紙辦得很好。老世界日報原是中國民憲黨黨報，民初政壇聞人伍憲子主持過筆政，民憲黨後與國社黨合併為民社黨。已故舊金山州立大學教授許芥昱，三十年代曾任職於老世界日報，做過記者、副總編輯。這份曾在美國華文報業放出異彩的報紙，已於四、五十年前停刊。

我乍聞部長提到老世界日報，心裡有點驚訝，因老世界日報是一份對國民政府不太友善的報紙，常嚴厲抨擊國府的各項措施，但它的敢言和言之有物，在海外頗具影響力。俞部長為國民政府做了一輩子的事，忠於國家，但也深知什麼樣的報紙才是出色的報紙；只要立論公正，謹守客觀，即是一份好報紙，不能因它批評政府而抹煞其優點。猶如《紐約時報》在冷戰時代常指責台灣的一些政策，但毋須因其立場與台灣不同，就否定它的大報水平。部長對許多事物的看法，常與眾不同，頗具獨到之處，這是他學養深、閱歷多，而又有廣納百川的江海之量。部長日後對台灣黨外運動，即持肯定態度，並常在寓所閱讀黨外雜誌，且很注意幾個黨外領袖的動態。

部長對中共統戰海外的看法，亦值得一記。我在紐約《中報》擔任總編輯期間，曾和中國近代史專家唐德剛教授、前國府將領宋希濂將軍一起在「東興樓」聚餐。宋希濂是黃埔一期，國共內戰末期出任川陝湘鄂綏靖公署中將主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被中共俘虜，關了十年，一九八○年到美國依親，有時寫文章或參加華人社區活動鼓吹和平統一，聯合報系的世界日報曾譴責他是中共統戰馬前卒，並稱其負有任務。宋希濂一怒之下，向法院具狀控告世界日報誹謗，該報後來賠錢了事。我和宋希濂吃飯時，曾問他認不認識俞大維？他說在重慶時很熟，那時俞公當兵工署長，宋在抗戰時歷任要職，做過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我在台北曾問部長對宋希濂進行統戰的看法，他認為宋希濂並不是搞統戰，而是真心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再起干戈。部長又說，打過仗的人，都不願看到戰火重燃，戰爭只會帶來災難，對誰都沒有好處。

中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

傅斯年曾說俞大維是「中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以他哈佛數理邏輯博士的背景，要在大學覓一教職，絕非難事，但這個「讀書種子」後來並不是走學術路子，而是學以致用，投身於公職，發揮他在軍事、計劃管理、兵工生產、兵學和宏觀戰略上的素養與長才。古人說：「學而優則仕」，俞公「學而優」的目的並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做事，並且要積極做大事，認真做重要的事。他對名位、官職、權力和生活，沒有任何要求，也沒有所謂企圖心，不忮不求，只講求效率和成果。俞公是一個用世的人，腳踏實地的人，胡適等人在背後批評俞大維只會搞生產，這是酸葡萄的反應，即因中國傳統讀書人不重實務，只會躲在象牙塔裡抱殘守缺，對既會讀書又能做事的知識人，心存芥蒂與偏見。中國傳統讀書人的短處，正是俞公的長處。俞公知道自己的長處是為國家做事，和俞公有「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之誼的史學大師陳寅恪，完全尊重俞公的生涯規劃，俞公也徹底佩服陳寅恪的史學造詣。陳寅恪最大的錯誤是一九四九年未離開大陸，而被迫在他所極端厭惡的馬列毛階級鬥爭下苦撐，他刻意棲身廣州中山大學，藉以逃離北京權力中心。五十年代初，毛澤東訪問莫斯科，史大林曾當面向毛打聽陳寅恪的下落，這也許是史學大師得以築室羊城而少受政治迫害的原因。部長於一九七○年三月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演講「懷念陳寅恪先生」，這是一篇極有價值的文章，俞公說他曾有撰寫和陳寅恪對話的心願，並仿裴松之注《三國志》的寫法，加以注釋，惜俞公一直沒有動筆。

俞部長與許許多多中外讀書人不一樣的是，他身上涵蘊了兩種互異的質素，一是既深且廣的人文學養和科學思維，一是對軍事與國防的專精造詣。前者奠定了部長一生涉獵廣泛，好學深思的學者氣質，後者使部長有了足夠能力領導兵工事業和整軍經武。這兩種質素，相濟相成，造就了部長成為毛子水教授所稱頌的「經文緯武奇男子」。從一個近距離的角度來觀察部長的人生態度和畢生事功，可以發現，飽讀中外經典和浸潤科學著作，乃是部長的最大嗜好與享受，而在軍旅中運籌帷幄、決戰疆場，則是部長的崇高志趣。按說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性向，不易調和，更遑論在台海戰爭年代，部長一個人的仔肩需要擔負國家之安危。然而，部長卻能以靜御動，在戎馬倥傯的漫長歲月，融合書生世界與軍旅生涯，而絲毫未改變部長的儒者風範與文人本質。前聯勤總司令溫哈熊於口述歷史中道聽塗說，竟學舌村俚，誣衊俞氏父子，反為士林所譏！

延續經世致用的香火

俞部長為人行事，一向低調，最忌曝光、最怕踵事增華，但他的豐實學問和特立獨行，以及他的顯赫家世，使他成了海內外許多知識分子尊敬、好奇的對象，但在尊敬中又帶著幾許迷思。他們都知道部長懂彈道學、懂戰略、懂軍事、懂國防。他們在心裡面納悶的是：俞大維為什麼一直為蔣介石做事，而又對蔣忠心耿耿。我曾把海內外知識分子對他的這點看法，請教部長，他的答覆很簡單：總統對他很好，「士為知己者用」。事實上，俞公報效國家數十年，旰食宵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俞家祖訓及其曾外祖父、有清名臣曾國藩的影響。曾國藩極重視經世致用之學，他的經世思想延伸為洋務思想，「師夷智以造船製炮，大可期永遠之利」。洋務運動和自強運動，就是曾、左、李、胡試圖振興中國的藥方。俞公一生從事兵工生產和國防建設，可說是延續曾湘鄉的經世致用的香火。俞公對國家的貢獻，使他無忝於所生、無愧於所學。

一九八三年二月首次拜見部長，直至七年後才有機會再趨俞宅，那時部長居處已移至新生南路。一九八三年二月下旬返美後，我就開始大量航寄有關中國大陸、兩岸關係、國共內戰史、美國對華政策和其他要聞的中外文剪報、學術期刊給部長。我寄最多的是大陸的資料，當時台灣仍禁止進口。一九八六年九月，一位來自北京的中報同事（大概是高幹子弟），知道我很愛看大陸出版的近代史資料，利用回北京探親之際，為我帶來一百冊的《文史資料選輯》，當時這批書仍列為「內部發行」，不得出口。我得到這一百本書，如獲至寶，當即請光美轉告部長，部長是個急性子，尤其是聽到有百冊《文史資料選輯》，更是等不及。於是囑咐華航紐約辦事處派人到我家帶回台灣，交由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趕工複印，過了不久，百冊原書再託華航還給我，另送一套複印書。中共建政後，成立中央文史館，由周恩來出面，親自邀請滿清遺老、民國人物撰寫回憶文章，五十年來為近代史積存了不少珍貴史料。我寄書報資料給俞公，直至俞公過世，有一次在我家附近一所郵局寄一批資料，旁邊一位華人老者看到信封上的名字，即問我：「你怎麼認識俞部長？」台北情治單位知道我常寄「匪書」給俞公，曾特地叫紐約特務打聽我的背景，俞公很不高興。

五、六十年代的台灣，是由剝轉復的關鍵年代，我一直希望把那個時代的光彩人物，如俞大維、葉公超、尹仲容、梅貽琦等智者（wise men），寫成綜合傳記。十多年來，台北政壇擾攘不安，杌隉之象頻呈，俞大維型、葉公超型的內閣部長，已不復見矣！在俞公逝世十週年前夕，更令人懷念這位「舊學邃密，新知深沉」的一代奇才兼無雙國士。

（本文作者林博文，旅美資深媒體工作者，受過嚴格史學訓練，勤於「動手動腳找東西」，關切時務與史事，著有《跨世紀第一夫人宋美齡》、《時代的投影》、《歷史的暗流》、《一句話改變世界》等。）扈e的是：俞大維為什麼一直為蔣介石做事，而又對蔣忠心耿耿。我曾把海內外知識分子對他的這點看法，請教部長，他的答覆很簡單：總統對他很好，「士為知己者用」。事實上，俞公報效國家數十年，旰食宵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俞家祖訓及其曾外祖父、有清名臣曾國藩的影響。曾國藩極重視經世致用之學，他的經世思想延伸為洋務思想，「師夷智以造船製炮，大可期永遠之利」。洋務運動和自強運動，就是曾、左、李、胡試圖振興中國的藥方。俞公一生從事兵工生產和國防建設，可說是延續曾湘鄉的經世致用的香火。俞公對國家的貢獻，使他

2003-07-08╱中國時報╱第E7版╱人間副刊╱林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