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真善美與假惡醜放到世界文明中對比

北方民族大學學生：余先生您好，我是一名研究生，非常高興聽到您和龔董事長這場有深度的對話。今天的主題是“文明傳播者的當代使命”，您認為自己的作品傳播了怎樣的一種文明？是一種價值取向，還是一種人生態度，或者是處世哲學？

餘秋雨：處世哲學我肯定不要。人生態度的話，是我們來勸導那些有問題的人。我的作品主要是傳播一些中華文明的大道。大家都知道，國人並不缺少謀生的智慧，不缺少心理調節的功能，缺少的是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我們要尋找中國確實發生過的真善美，評論中國確實發生過的假惡醜，然後把它放到世界文明中作對比。對比的結果證明，中華文明是世界幾大文明中比較偉大的文明。

關於西夏文明的文字將出現在新作中

新消息報記者：余老師，2006年的時候，您講《文化苦旅》的最後一站選擇在寧夏，這是最重要的一站，並準備重新編寫，把一些重要的東西補充進去，包括西夏的文明，都有可能在新版當中出現，不知道開始了沒有？

餘秋雨：這件事已經做完了。我並不是說要改寫原來的書。原來的書還是原來的書，新的東西主要是在新著作中出現。

我的另一本書裡，考證我和西夏文明的關係。我根據很多資料考證餘家的奮鬥史，或說是掙扎史，應該是古羌族進入到西夏。在和成吉思汗的戰鬥中，有十分之九的人死亡，留下十分之一進入了成吉思汗的隊伍。然後，又奮鬥，又死亡，每一次都從血泊中爬出來，重新往前走。當然在羌以外，姓餘的人還有一批。到底是這一批還是那一批，我不敢完全肯定。但是我有個判斷，苦難鑄造了人格，所以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一個奮鬥的人，一個不怕死的人，不怕走路的人，不怕在戰壕中間匍匐向前的人，這些已經沉澱為人格了。如果這個人姓餘，那可能就是這一撥。

我跟余光中講，你可能是我這一路的，我們姓餘的人沒有很多名人，但是在文藝界還有一些名人的。

龔曙光：從文藝界看，你們算是華麗家族了。

余秋雨：對。我用漂亮的句子講了，每一次戰壕裡面最後一面帶血的旗幟，往往是寫著餘字。但是如果最後勝利了，往往做官的人裡卻沒有姓餘的。這就把西夏王朝非常曲折的路途寫出來了。

春秋和大唐都是自我完滿的時代

寧夏大學研究生：兩位老師好，我是寧夏大學研究生。剛聽了兩位元老師的對話，啟發很大。剛才您二位提到中華文明是漫長的、多元的，兩位最喜歡哪個時期的文明？為什麼？

龔曙光：如果選一個的話，那肯定選春秋時代，因為那是一個精神高貴、思想自由的時代。選兩個的話，加上唐代。唐代是一個輝煌的時代。這兩個時代在我的文化辭典裡面，它們都自我完滿。我覺得一個文化的形態，自我完滿是極致。所謂自我完滿，就是它出生，就是一個很成熟的形態，用不著後世發揚光大，也很難甚至沒有可能被後世發揚光大。

余秋雨：我很同意曙光的說法。但春秋和唐代比，有兩個缺點。第一，春秋戰國時期，世界其他文明已經存在了，有的文明比我們更好，比如古巴比倫文明、古埃及文明、波斯文明，非常燦爛輝煌，但是我們的諸子百家基本不知道，這和我們地理環境是有關。古巴比倫、古埃及文明互相之間知道，它們還發生戰爭。而我們基本不知道，這就是整體性的局限，這帶來的結果是什麼？就是諸子百家雖然這麼豐富，突然進來一個佛教，就完全沒有抵擋了。

我們對外國不知道的時候，它的豐富中帶有某一種脆弱性，它對人生的生老病死沒有過多研究，因為諸子百家重要的研究是人的管理技術和人際交往技術，後來和希臘文化接觸以後，我們才知道人還要瞭解更多的客觀世界，所以諸子百家有這樣一個局限。諸子百家還有第二個缺點，他們缺少執行力。執行力很重要，在人類的文明當中出現過很多智慧的頭腦，但如果沒有行政加固的時候，就會飄散。

這個情況在唐代完全克服了。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動整個地球”，這個支點就是北魏王國，一個年輕的孝文帝身上集中了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希臘文明、波斯文明、巴比倫文明。去山西大同，看到北魏時期的雲岡石窟就會驚訝，西元5世紀的石窟，居然都是希臘的廊柱。所以我在那裡的最後一塊碑上寫道：中國由此邁向大唐。因此如果要我推薦的話，就是唐代，唐代是文化最燦爛的時候。

現在有人評論人類歷史上的文化中心，分別是西元七世紀的長安、十九世紀的巴黎和現在的紐約，全世界的大創造者都集中在這兒，這叫文化中心。長安的年代最早，有一點長安比紐約厲害，就是有詩意，每個人都在寫詩，上至太后，下至轎夫。這說明當時的幸福指數非常高，這是一個文化很燦爛的時代。

2012-06-04╱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