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回顧與發展論壇──紀念77、78級畢業30周年在在北京歐美同學會會所舉行。

2012年6月，又是一年畢業季，680萬高校學子走出“象牙塔”，他們的畢業也標誌著中國迎來一個特殊的群體───首批“90後”大學畢業生。而30年前的6月，中國也迎來一個特殊的群體───60多萬高考制度恢復後第一批大學生畢業，他們是“77、78級大學生”。

十年停滯，一朝重啟，使得數十萬被埋沒的人才歷劫重生。如今，這群人已經50余歲，正占據著各行各業的重要位置，極大地影響著這個國家的現狀和未來。他們如何看待那段歷史？他們如何看待當前的大學教育和人才培養？

昨日，歐美同學會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社會研究院等機構在北京歐美同學會會所聯合舉辦“中國夢”回顧與發展論壇───紀念77、78級畢業30周年，回首三十年來中國的社會變遷，共同探討未來三十年的發展方向。

當前的大學教育和人才培養的現狀是論壇的一大主題，從培養合格的勞動者到關注人本身，被認為是高等教育30年來的一大轉變。中山大學數學與計算機科學學院教授許躍生發問道，高鐵技術排名第一是否就意味著中國崛起？“不是，是當人的基本權利得到尊重的時候，當城里的農民工得到尊重的時候。”許躍生的發言引起在場者的一片掌聲。

多位高校校長、學者及政府官員在論壇上就當前高等教育的問題和未來發展發表了見解。

分論壇一 新時期的轉型升級與教育發展

1982年6月，60多萬“文革”結束恢復高考的首批大學生畢業走上工作崗位，開始影響中國當代歷史的發展軌跡。30多年來，高等教育也產生了深層改革，高校該如何發展？人才培養模式方面有何缺陷？

童世駿：大學應培養學生理性精神

恢復高考之初的77、78級畢業生，大多從社會大學走入文化大學，昨日數位學者均強調，他們這批人身上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而這正是當今大學生所不具備的。

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童世駿認為，當今中國大學要培養的學生，能夠适應“向來就存在於中華民族中的理性品質”。這種理性品質，不僅在科學技術上實現高層面國際化，而且在和他人、同事打交道的理性。不僅是智慧，也是品性。這種智慧和品性對民族具有關鍵意義。“培養這樣一種品性的人恐怕是我們今天大學教育不說是唯一的使命，至少是重要的使命”，童世駿認為。

陳春聲：建立師生關係而非雇傭關係

在暨南大學黨委書記、副校長蔣述卓看來，77、78級學生的優勢就在於閱歷。經歷復雜，社會摸爬滾打，使其意志力極強。“現在的學生為什么看問題不深不厚？我認為，就是閱歷不足”，他指出，尤其目前文科學生，更是閱歷不足。

“現在很多人注重考試，考試中又重視背”，蔣述卓認為，目前，高等教育中，人才培養重要一面就是能力培養。能力不足是目前大學生更為缺乏之處。從這一角度，在教學方法上，也要加以改革。

中山大學副校長陳春聲痛陳，目前高等教育缺乏嚴格學術訓練，需轉變教育培養方式。其中一個問題便是，碩士生導師、博導所帶的學生太多，很多理工科教師將研究生當成廉價勞動力，超過一半的論文為學生所寫。使得目前師生關係中，學生稱老師為“老板”，幫老師做事。

陳春聲建議，目前碩士和博士制度，實際操作過程中有很大問題。內地碩博士培養質量，不僅歐美，甚至港台地區，在同行內部均評價參差不齊。因此，建議建立一種新型的師生關係，而非“老板”關係(雇傭關係)。

河南大學黨委書記呼吁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目前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不僅中小學教育資源存在不平衡，高校也如此，目前全國仍有13個省沒有教育部直屬高校，未得到中央財政支持。河南大學黨委書記關愛和就提出，十二五期間，區域經濟發展應該成為基本發展思路，教育不公平不平衡，應該得以轉型。

關愛和認為，國家“十二五時期”已進入以區域經濟發展為板塊的時期，此時期，地方高等教育對地方經濟發展支撐更為重要。因此，他不僅呼吁教育公平，也呼吁國家均衡的可持續發展。“高等院校對各地區起到支撐引領作用。我們應該向當年國民政府學習，在各地均建立引領性學校”，關愛和也充滿期待，目前教育部和發改委、財政部已啟動“中央財政支持高校”工程，應該對教育資源分配會有較大改善。

分論壇二 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大國崛起

在本次論壇的“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大國崛起”分論壇中，作家劉震云、清華大學歐美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曹莉、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聖來、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周斌就文化發展問題進行了對談。

劉震云：77、78級的知識分子里有四類人

“30年究竟是什么概念？”作家劉震云說：“30年過去了，意思就是大家已經快退休了。”這番話立即引起全場的笑聲。

在劉震云看來，“77、78級的知識分子里有四類人，有埋頭苦干的、拼命硬干的、為民請命的、舍命變法的，但也有雞鳴狗盜之徒。他沾了這個民族和社會的光，但沒有奉獻什么。”

美國的軟實力才是中國很難超越的地方

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聖來考慮的主要是30年來現代化建設的問題：“有分析說到2020年，中國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是不是實現了現代化強國夢？”在他看來，以苹果手機、好萊塢電影為代表的美國的軟實力才是中國很難超越的地方，並引用已故美國總統肯尼迪的話說：“GD

P並不代表我們後代的健康，也不代表他們所受教育的品質或樂趣，也並不代表詩歌的美好和婚姻的鞏固，更無法衡量我們對國家的忠誠和貢獻。它似乎衡量一切，但唯獨漏掉了生命的價值。”

對文化大繁榮這個命題，周斌看到的更多是文化上的不自覺與不自信：“我們每年看的論文沒有自己獨立的想法，就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論﹔政府為了政績大建影視基地，結果90%是虧本運作的。2011年中國有超過550部國產故事片，但能賺錢的衹有十幾部，而又有多少是受到國外歡迎的？這些現象能說明我們文化產業是繁榮的嗎？它說明了我們本身在文化發展中的不自覺與不自信。”

分論壇三 中國走向世界和國際認同

正處於轉型時期的中國正面臨走向世界，取得國際認同的任務，這不僅是中國崛起內涵的一部分，也是一個條件。但在“中國走向世界和國際認同”分論壇上，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朱蘇力卻認為，追求國際認同是沒有自信的表現。

“國際認同是我們無法規划的”

朱蘇力表示，應該首先解決中國的問題，“不能老是想像著別人承認不承認”，這並不意味著不重視國際關係，而是要以我為主，“解決中國的問題，滿足中國老百姓的需要，滿足14億人民的需要，這是我們的根。”

國家現代服務業規划協同作業總體組組長汪曉來在國外生活十幾年，深感規划的重要性，“認同和走國際化的路是同步的，妳不走大概不會有人認同。從總體規划來說，國際認同是我們無法規划的。”

他認為，從城市規划，到整個社會許多問題的綜合規划，規划的第一要則是先確定不做什么，“但中國的規划通常是有很多有影響力的人說了要做什么，然後一群規划師跟著規划，這不僅是單領域的問題，而且是多領域的共性問題。”此外，汪曉來還指出，包括城市在內的社會形態還需要率先考慮到它是公共產品，必須清晰地認識到參與者、規划的服務對象是誰。

知識分子需要避免走極端

北京師範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在民政部工作二十多年、曾任民政部社會公益與慈善事業司司長，他在論壇上表示，中國已經不斷地走向世界，獲得一定認同，但其實還遠遠不夠。

在王振耀看來，作為社會的批評者和建議者的知識分子如今也需要因應需求而改變，尤其需要避免走極端。“中國知識生產方式不轉型，中國大危機還在後頭。”

分論壇四 人才強國和中國夢

經歷過1977、1978年高考，經歷了改革開放，“人才強國”的標語越來越多地被提起。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才流動的頻率也在提高，中國離真正的“人才強國”還有多遠？

人才強國從尊重“人”開始

中山大學數學與計算機科學學院教授許躍生是“千人計劃”引進的教授之一，而他正是在1977年恢復高考之後從中山大學走出去的。他認為，“人才強國”應該首先是“人強國”。

許躍生回國後，首先注意到國內缺乏對人的基本尊重。“大家在講中國崛起，是不是有很多高鐵排名第一就是中國崛起了？不是，是當人的基本權利得到尊重的時候，當城里的農民工得到尊重的時候，這個國家就是真正崛起了”，許躍生表示。

作為海歸學者，許躍生對於國內外學術研究環境的對比有著自己的體會，以科研經費來說，在國外得到的科研經費沒有國內的多，為什么沒有作出更多成績？許躍生認為，文化和體制是制約發展的瓶頸，“我們有一種趨同的文化，官本位文化也非常厲害，同時大學受到行政干預過大。”

教育改革不能太急功近利

作為北京交通大學的校長，宁濱一直給鐵道部提出加大人才培養的力度，尤其是隨著高鐵的發展，運營和維護人員需要更高的素質和更多的經驗積累，“可惜的是中國事情是做了，但是沒有跟上去。”

宁濱曾向中央建議，人才發展的下一個關鍵是培養出具有創新意識的領軍人才，他還提出，高校改革要從課程設置、教育模式等方面深入，不能太急功近利。

“不應對高校擴張求全責備”

麥可思信息咨詢管理有限公司總裁王伯慶也參加了昨天的論壇，他所在的機構已經對中國高等教育進行連續六年的跟蹤，連續四年發布中國教育藍皮書，因此對於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有著自己的心得。

王伯慶指出，目前中國大學生50%是高職高專，50%是本科，中國差不多每年有400萬家庭出現高等教育零的突破，因此應該正面看待它的意義。

“大家集中力量批判高等教育由於追求數量而出現的問題，什么事情不是從數量開始走向質量、從外延擴張到內涵建設？所以我們不能夠老是求全責備”，王伯慶說。

2012-07-04╱北京新浪網╱葛倩、吳瑤、王晶、杜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