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山大學榮譽教授余光中
報載去年底顏元叔先生因肝癌逝世，消息忽到眼前，令人難以回應，但並不令人驚駭。首先，他「離開」我們已經太久了，令我們失望而不能諒解。哥兒們正一起忙著呢，他怎麼說放手就放手，一個人就退隱江湖去了，也不給個說法。可是又未能真正沒於江湖，而是仍然大隱於市，甘願低調於市井之間。二十多年前，當然還沒有「人肉搜索」的做法，可是在我遍問之餘，仍不時聽人轉告，說他去了對岸某處，正卜宅安居，又說他已回來台灣，現正養病。那麼悠長的歲月，這世界早已變得難認，偏他，不回學府也就罷了，卻連文壇也一起棄了，犯得著嗎？不，這太不像元叔了。顯然，他是一怒之下，把我們大夥兒都像洗腳水一般一起給倒掉了。
此刻，他怎然一走了之，不給我們任何機會，除了發表沒來由的什麼感想，帶著苦笑。
我跟元叔不是很熟。我們的友誼說不上什麼膩在一塊，泡在一起，卻也沒有淺得、淡得只談正事。他是湘人，帶點鄉音，說到興起更呵呵大笑，很得我的好感。當然兩人都出身台大外文系，背景親切，我正好長他四屆，可謂頂頭學兄，他也絕非客氣之輩，不會文謅謅地呼我學兄。至於王文興、白先勇那一班平均小我十歲，倒一律稱我先生，就覺得是晚輩了。
元叔在美學成回來，1963年初任教授，到接長外文系，已經是1969年了。其間我自己也有四年去美國任教，要到1971年才回台。儘管如此交錯，我們都在台北，交往漸多。倒是進入70年代後，兩人見面更頻，就算1974年我連根拔起去了香港中文大學，兩人在港、台交流之中，不但常一起開會，而且還有幾次「同仇敵愾」，逕直批評了文革。《新晚報》總編輯羅孚是香港當時左派統戰的領導，他發動了左派的圍剿，對不識時務的夏志清、顏元叔、余光中遣詞嚴峻。前兩位遠在美國、台灣，我卻就在香港戰場，壓力尤大。羅孚其實是十足儒雅的中國讀書人，舊學頗醇。文革既過，我在香港某次的研討會上與他重逢，他竟然當眾向夏志清、元叔與我道歉。
元叔和我在「非常時期」雖是「戰友」，在平常時期也是同行、同道，而且互相尊敬，但是彼此對文學本質的看法，未盡相同。1974年我出版文集《聽聽那冷雨》，在後記中解釋該文集內詩論不多，是因為年輕一代已經出現了此道健筆：「像陳芳明手裡的那一枝，清新而勇健，已經有一點史筆的意味，同時從學院的圍牆裡，也伸出了顏元叔那樣的淋漓『剛筆』，有擔有當，敢言敢怒，非常『湖南』，我雖然不能篇篇贊同，卻十分樂意做一位讀者。」
在1970年五月號的《純文學》上，遠在丹佛的我讀到了元叔所撰長達萬言的〈余光中的現代中國意識〉，既感高興，又感困惑。該文盛稱我的旅美小品〈我之固體化〉，卻對那時為止我的其他詩作表示「厭惡」。接著元叔就《敲打樂》與《在冷戰的年代》兩本詩集選出〈敲打樂〉、〈當我死時》、〈帶一把泥土去》、〈雙人床〉、〈如果遠方有戰爭〉、〈忘川〉、〈有一個孕婦〉等作品加以分析，結論說我是一位寫實主義者，頗能表現知識分子的現代中國意識。同時又指出：許多人都認為我的詩比較「乾瘦」，近於奧登而遠於湯瑪士（Dylan Thomas）。
另一方面，元叔對我的散文則評價只有負面。當時有三兩文友告訴過我，說元叔認為我的散文太濃太花，簡直糟糕。我一生閱批評家多矣，貶我者固然不少，譽我者似乎更多更堅持。元叔快人直語，並無惡意，我也不會斤斤計較，所以兩人的友誼始終愉快。1985年《中國時報》辦的「時報文學獎」把詩的推薦獎頒贈給我。元叔代表決審委員會寫了一篇千多字的獎詞，以〈詩壇祭酒余光中〉為題，語多溢美。那一年在香港回歸的壓力下，九月間我帶了家人正大舉回台，不是回去台北，而是遷來高雄。印象裡此後和元叔也就漸行漸遠了。其實元叔自己的「遁世」，似乎也就在此時開始。有一件事倒很確定。離港前我最後的一首詩〈別香港〉，雖為小品，卻頗揪心。元叔讀後對我說：「看了真令我妒忌香港。」
顏元叔突隱江湖，其原因二十年後似仍不很明確，不過對於台灣70年代的學府文壇，他剛健的背影，重大的貢獻，卻十分可觀。首先，他以新科博士的銳氣，將當時美國的顯學：新批評與比較文學，引介回來，不但大聲宣揚，而且大力演練。更難得的是：這些新學他敢於活用，並用以探索台灣當代的詩與小說。這麼一來，外來的理論就不再自囿於學府的課本，而變成了一把燎原野火，和本土的創作燒成一景。不但外文系，連中文系也覺得用武有地了。以前，是外文系多出作家而中文系多出學者。此後，輪到中文系多出作家了，外文系呢，卻多出比較文學的學者。
元叔當年創導比較文學，有時操之過急，雖有利器，卻用非所當。例如唐人李益的五絕：「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元叔在解釋時把「信」附會為是影射「性」。這種「泛性」聯想，不免厚誣古人。其實古人習用的說法，是「色」，不是「性」，倒跟sex讀音相近。另一方面，元叔引入「新批評」，並在論析台灣現代詩時用來操練，正如他在〈余光中的現代中國意識〉一文中所運用的，倒是比較中肯，不無收穫。但是他用這手法來分析我的長詩〈敲打樂〉，指摘我的長詩結構失控，則未免太拘泥於新批評了。新批評之精讀、詳讀，用在短詩小品，較有功效，但不足以對付惠特曼《草葉集》式的浩盪狂吟。我寫〈敲打樂〉時，受了金斯堡〈嚎〉（Howl）的影響，大開大闔的美國江湖行，滔滔長句實在不吐不快。
此外，元叔在朱立民院長的支持下，大大刷新了外文系的課程，並將《諾敦英國文學選》指定為主力教材，也提高了專業的視域，調整了一向親美疏英的淺碟學風。所以1972年我轉任政大西語系主任，也響應台大的壯舉，把政大沿用了多年的大一英文薄冊，從寥寥的70頁，加重為多元而較深的300頁。
這麼一位虎虎生風的啟蒙者、改革者、推行者、論戰者，出現在70年代台灣的學府與文壇，確是應運而生的主流人物。後來他更奮自淬勵，寫出一種剛健明快的雜文風格，令人期待他層樓更上，領域更開。誰料就在高潮的浪脊上，這主角竟然突地失蹤，有不得見者達二十多年。這反高潮的一招，究竟是元叔戲弄我們的幽默，還是幕後另有我們未明的隱情，該由文學史家來揭示了。
2013-01-23╱聯合報╱第D3版╱聯合副刊╱余光中
報載去年底顏元叔先生因肝癌逝世，消息忽到眼前，令人難以回應，但並不令人驚駭。首先，他「離開」我們已經太久了，令我們失望而不能諒解。哥兒們正一起忙著呢，他怎麼說放手就放手，一個人就退隱江湖去了，也不給個說法。可是又未能真正沒於江湖，而是仍然大隱於市，甘願低調於市井之間。二十多年前，當然還沒有「人肉搜索」的做法，可是在我遍問之餘，仍不時聽人轉告，說他去了對岸某處，正卜宅安居，又說他已回來台灣，現正養病。那麼悠長的歲月，這世界早已變得難認，偏他，不回學府也就罷了，卻連文壇也一起棄了，犯得著嗎？不，這太不像元叔了。顯然，他是一怒之下，把我們大夥兒都像洗腳水一般一起給倒掉了。
此刻，他怎然一走了之，不給我們任何機會，除了發表沒來由的什麼感想，帶著苦笑。
我跟元叔不是很熟。我們的友誼說不上什麼膩在一塊，泡在一起，卻也沒有淺得、淡得只談正事。他是湘人，帶點鄉音，說到興起更呵呵大笑，很得我的好感。當然兩人都出身台大外文系，背景親切，我正好長他四屆，可謂頂頭學兄，他也絕非客氣之輩，不會文謅謅地呼我學兄。至於王文興、白先勇那一班平均小我十歲，倒一律稱我先生，就覺得是晚輩了。
元叔在美學成回來，1963年初任教授，到接長外文系，已經是1969年了。其間我自己也有四年去美國任教，要到1971年才回台。儘管如此交錯，我們都在台北，交往漸多。倒是進入70年代後，兩人見面更頻，就算1974年我連根拔起去了香港中文大學，兩人在港、台交流之中，不但常一起開會，而且還有幾次「同仇敵愾」，逕直批評了文革。《新晚報》總編輯羅孚是香港當時左派統戰的領導，他發動了左派的圍剿，對不識時務的夏志清、顏元叔、余光中遣詞嚴峻。前兩位遠在美國、台灣，我卻就在香港戰場，壓力尤大。羅孚其實是十足儒雅的中國讀書人，舊學頗醇。文革既過，我在香港某次的研討會上與他重逢，他竟然當眾向夏志清、元叔與我道歉。
元叔和我在「非常時期」雖是「戰友」，在平常時期也是同行、同道，而且互相尊敬，但是彼此對文學本質的看法，未盡相同。1974年我出版文集《聽聽那冷雨》，在後記中解釋該文集內詩論不多，是因為年輕一代已經出現了此道健筆：「像陳芳明手裡的那一枝，清新而勇健，已經有一點史筆的意味，同時從學院的圍牆裡，也伸出了顏元叔那樣的淋漓『剛筆』，有擔有當，敢言敢怒，非常『湖南』，我雖然不能篇篇贊同，卻十分樂意做一位讀者。」
在1970年五月號的《純文學》上，遠在丹佛的我讀到了元叔所撰長達萬言的〈余光中的現代中國意識〉，既感高興，又感困惑。該文盛稱我的旅美小品〈我之固體化〉，卻對那時為止我的其他詩作表示「厭惡」。接著元叔就《敲打樂》與《在冷戰的年代》兩本詩集選出〈敲打樂〉、〈當我死時》、〈帶一把泥土去》、〈雙人床〉、〈如果遠方有戰爭〉、〈忘川〉、〈有一個孕婦〉等作品加以分析，結論說我是一位寫實主義者，頗能表現知識分子的現代中國意識。同時又指出：許多人都認為我的詩比較「乾瘦」，近於奧登而遠於湯瑪士（Dylan Thomas）。
另一方面，元叔對我的散文則評價只有負面。當時有三兩文友告訴過我，說元叔認為我的散文太濃太花，簡直糟糕。我一生閱批評家多矣，貶我者固然不少，譽我者似乎更多更堅持。元叔快人直語，並無惡意，我也不會斤斤計較，所以兩人的友誼始終愉快。1985年《中國時報》辦的「時報文學獎」把詩的推薦獎頒贈給我。元叔代表決審委員會寫了一篇千多字的獎詞，以〈詩壇祭酒余光中〉為題，語多溢美。那一年在香港回歸的壓力下，九月間我帶了家人正大舉回台，不是回去台北，而是遷來高雄。印象裡此後和元叔也就漸行漸遠了。其實元叔自己的「遁世」，似乎也就在此時開始。有一件事倒很確定。離港前我最後的一首詩〈別香港〉，雖為小品，卻頗揪心。元叔讀後對我說：「看了真令我妒忌香港。」
顏元叔突隱江湖，其原因二十年後似仍不很明確，不過對於台灣70年代的學府文壇，他剛健的背影，重大的貢獻，卻十分可觀。首先，他以新科博士的銳氣，將當時美國的顯學：新批評與比較文學，引介回來，不但大聲宣揚，而且大力演練。更難得的是：這些新學他敢於活用，並用以探索台灣當代的詩與小說。這麼一來，外來的理論就不再自囿於學府的課本，而變成了一把燎原野火，和本土的創作燒成一景。不但外文系，連中文系也覺得用武有地了。以前，是外文系多出作家而中文系多出學者。此後，輪到中文系多出作家了，外文系呢，卻多出比較文學的學者。
元叔當年創導比較文學，有時操之過急，雖有利器，卻用非所當。例如唐人李益的五絕：「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元叔在解釋時把「信」附會為是影射「性」。這種「泛性」聯想，不免厚誣古人。其實古人習用的說法，是「色」，不是「性」，倒跟sex讀音相近。另一方面，元叔引入「新批評」，並在論析台灣現代詩時用來操練，正如他在〈余光中的現代中國意識〉一文中所運用的，倒是比較中肯，不無收穫。但是他用這手法來分析我的長詩〈敲打樂〉，指摘我的長詩結構失控，則未免太拘泥於新批評了。新批評之精讀、詳讀，用在短詩小品，較有功效，但不足以對付惠特曼《草葉集》式的浩盪狂吟。我寫〈敲打樂〉時，受了金斯堡〈嚎〉（Howl）的影響，大開大闔的美國江湖行，滔滔長句實在不吐不快。
此外，元叔在朱立民院長的支持下，大大刷新了外文系的課程，並將《諾敦英國文學選》指定為主力教材，也提高了專業的視域，調整了一向親美疏英的淺碟學風。所以1972年我轉任政大西語系主任，也響應台大的壯舉，把政大沿用了多年的大一英文薄冊，從寥寥的70頁，加重為多元而較深的300頁。
這麼一位虎虎生風的啟蒙者、改革者、推行者、論戰者，出現在70年代台灣的學府與文壇，確是應運而生的主流人物。後來他更奮自淬勵，寫出一種剛健明快的雜文風格，令人期待他層樓更上，領域更開。誰料就在高潮的浪脊上，這主角竟然突地失蹤，有不得見者達二十多年。這反高潮的一招，究竟是元叔戲弄我們的幽默，還是幕後另有我們未明的隱情，該由文學史家來揭示了。
2013-01-23╱聯合報╱第D3版╱聯合副刊╱余光中
瀏覽數:
分享
